出版说明

今年（2008）是戊戌变法失败的第110年。一个自信的民族，其对失败的纪念与对胜利的纪念其实同样重要。

也许是历史的一种回报，在这个年份里，奥运会在中国举行。中国人把这视为一项“胜利”，更视为30年改革开放的一种精神果实。无可疑义，这确实是一颗滋润的果实。但是，如果把坐标放到戊戌年作思考，我们也可以说，这也是一颗迟到的果实。——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回望一下“戊戌”，对我们会有特别的启迪。

在此，我们选取了几部旧籍，把它们重新刊印，算是对那场失败的一种纪念。这种选取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戊戌变法不是一项孤立的事件，它至少与马关和谈（1895）和庚子国变（1900）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失败的事件。因此，我们选取的旧籍，就不是集中在戊戌变法这一个点上，而是力求展现出它前后的照应。

我们选取了这样三本书作为它核心的展示点，它们是：《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劝学篇》、《庚子西狩丛谈》。

伊李的马关和谈是19世纪以来最让中国人感到耻辱的一幕。无论是伊藤博文的咄咄逼人，还是李鸿章的努力周旋，都会使我们产生出一种想要更积极地参与历史的情怀和驱动力。——读了这个东西，你才会有一种爱国的真实愿望。只有了解历史，爱国主义才是有根的。也就是说，爱国首先不是一种观念，而是对历史的经验及其体认。

《马关条约》签订后，直到戊戌变法开始，中国有了一段短暂的思想解放时期（大约两年）。这时期的典型标志，首先是士大夫上书问政的频繁与热切，其次是近代性传媒（报刊）的爆炸式的产生，还有就是学会团体的大量涌现。而戊戌变法，正是这场思想解放的一种成果。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选取康有为和梁启超对变法屡带夸张的亲笔记述，而是选取了张之洞的《劝学篇》。之所以如此，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戊戌变法有两个界面，一方面，是少数“精英”的现代性观念的现实输入；另一方面，则是本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努力适应与痛苦挣扎。在这两个界面中，后者可能蕴含着更多的历史真实心态。有一个数据也许最能说明这一点：在变法期间，《劝学篇》印制的数量，约两百万册，而康、梁的那些观念，则并不普及。——这正是我们选取《劝学篇》的理由。

庚子国变（与此相关的概念，是“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是这场失败的现实伤痛，但至此，近代中国人开始真正趋向坚忍的努力。这正是20世纪中国的开端。《庚子西狩丛谈》是晚清笔记中最好看的一种，也是实录，所以我们选取了它。

这三个选择，可能有点另类，但我们认为是合适的。我们的工作在于：三个文本，我们都找了若干参照性的文本作为旁例，希望能使读者由此窥见历史的更广大的幅员。比如说，《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我们采用了《中日战辑》、《东方兵事纪略》等文献作为参照；《劝学篇》我们采用了康有为那几篇“上皇帝书”等作参照；《庚子西狩丛谈》则采用了《庚子国变记》与《拳变馀闻》作为参照。我们希望，这能成为一种有张力的阅读。

这三项之外，我们还选取了其他几部旧籍进行刊印，特别是选取了两部小说。一部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一部是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这两个文本，透射出的，是那个年代的中国精英对现代性的理解和体认，有极大热情，又有极大局限。这在今天看来，是有启发的。

上禀出版之衷。是为说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化普及编辑室2008年10月识

前言

余今老迈矣。播迁至此异国之滨，倏将十载。市井嚣尘，扰攘入云。车驰人奔，机过船鸣，虽欲悠然倚窗高卧，把酒凭栏远眺，雅兴不为噪音所败者，不可得也。每念及此，余于燕京旧居之怀恋，益深且剧。独未省仍有重睹此园之幸否？

忆余一九二六年，自德负笈归来，犹初生之犊也。遽应山本医生之聘，悬壶燕京，自少壮以迄六旬，所历病人，何止数万？而知友莫逆，亦泰半为中土人士。徒以战火惊天，友朋星散，余亦仓促去欧。至是无缘再履我第二故乡。余虽晚婚，幸获一子。他年或可继吾未竟之业，读我旧书，理我故园，疗我老友子孙之疾苦乎？

余虽每年一度，或游大江南北，或访名山大川，而留京之时日独多。积年以还，西北军、东北军、晋军，前清遗老，以至于冀察政务委员会时代之各派人士，朝野名流，如冯玉祥、张学良、宋哲元、鹿钟麟、秦德纯、傅作义、商震、万福麟、楚溪春、张自忠、冯治安、潘复、张璧、袁良、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高凌霨、雷嗣尚、林世则、鲍毓麟、管翼贤、张季鸾、胡霖、曹谷冰、王芸生、溥儒、李蘧庐、张恨水、陈宝琛、四大名旦、余叔岩、吕咸、李思浩、孙奂、贾景德、徐永昌、丁春膏、曹汝霖、萧振瀛、溥侊、韩复榘、孙连仲、孙殿英、石友三、庞炳勋、何遂、胡适、周作人、傅斯年、郑道儒、饶孟任、吕复、何应钦、孔祥熙、陈二庵、张之江、班禅喇嘛、赵守珏、德王、王正廷、刘郁芬、宋良仲、刘汝明、薛笃弼、何其巩、程克等人，均或为诊病，或颇熟稔，或成良友。每于灯下，回首前尘，历历在目，今则或已久不通音问，或已永隔人天。人生如是，可悲也夫。

小病之后，且值心闲，爱援笔以述旧事，虽时作时辍，究可积少成多，所备吾子孙他年重逢我旧雨时，挑灯夜话之资。亦所以示我中土友人，余虽颠沛于万里之外，仍不敢忘故人也。

冯玉祥不善用人

冯玉祥，非吾友也，而与之交往颇繁。其副官长宋良仲，尤为余每周必来之病人。冯虽倡节俭，禁贪污，励廉明，而宋则财源茂盛，添房进产，广置侧室，冯处之泰然，一若毫无所知者。“宋二太太”为苏产名妓，某日昼夜雀战，事为冯妻李德全所闻，立告冯。冯即以“纳妓”与“滥赌”两罪，痛责宋军棍数十。事后由余为之治疗。

可怪者：未几日冯突下令，以宋升署经理处长，“缺”之优厚，所入之丰，犹在昔日之上。至是，西北军中求官逐利之徒，颇有望责军棍者。

“宋二太太”之金兰姐妹，一为丁春膏夫人，亦即丁宝桢宫保之曾孙媳。另一为前四川督军陈宦之如夫人，亦即民初北京韩家潭“花王”之一，鼎鼎大名之“魏三姑娘”也。其人其事，亦曾见诸曾朴著之《孽海花》，一时风头可想而知。

此三夫人均为余之病人，每来辄娓娓告以珍闻或秘辛。当宋良仲被冯下令责军棍时，宋二太太曾请魏三姑娘婉恳陈宦代为说项免责。陈大怒曰：“汝等真乃妇人之见，不识冯玉祥为何如人。倘我代宋说项，冯必加倍重责之，以示其绝不能为外界所动也，冯之以不近人情为荣，洪宪时我在川已饱积经验矣。”

盖陈宦奉袁世凯命督川时，冯为其麾下一旅长耳。而终于逼陈仓皇出川者，亦冯也。

吾家祖先，世代以武士道自励，而耻与朝三暮四、背友求荣者为伍。是故，冯虽于余彬彬有礼，形颇亲热，而余不以之为友也。

冯妻李德全，为教会中人，不修饰，御眼镜，复于脑后束发，益觉道貌岸然。常以镂有十字架之文房四宝，上书“光被四表”四字，分赠友好。余亦蒙见赐二三次之多。冯之爱将张之江，亦起而效尤。而其所赠之墨盒、笔架，较李者犹大犹多。据闻：张对宗教之虔诚，已达狂热程度。当其奉命杀徐树铮于廊房后，祈祷日繁，三句不离“耶稣”矣。

张之江视为右臂者，为张树声将军，其人于帮会中辈分甚高，而矫揉造作，满口“耶稣”，一如冯、李，毫无江湖豪侠气概，亦可怪也。一说此乃张在西北军中自保之道，非如是，不能在冯之榻前，勉为帮会中之“老头子”。否则，冯必杀之久矣。

为媚冯计，此公每收“徒弟”时，必令其同时接受洗礼。故冯、李对之，始终宠信不衰；后且恩宠远胜张之江矣。

无分昼夜，此公喜御墨镜，颇增神秘之感。谈话时又极慢，且哼且讲，极类京剧中之道白。曾以喘症就诊于余，并曾两度奉冯命，邀余至京郊冯处“便酌”曰：“矢大夫——咱们的——冯先生——又想请您老——去吃一顿白菜豆腐——就大馒头啦——”

言时态度严肃，而语气轻薄，颇似真言，又颇似揶揄，其难测也如此。

陈宦留辫终老

何遂为孙岳之爱将，又为北洋系鄂派巨子陈元伯之妹丈。陈识余时，为居士已久，终日布衣敝屣，手持念珠，惟仍甚豪于饮。醉后辄揎袖攘臂，大谈其民初与洪宪轶事。一夕，把酒纵谈天下风云人物，陈慨然言曰：“袁世凯、冯玉祥、张作霖，貌似各属一类，而实质则皆枭雄型之不学有术者也。此三人均以有兵而起家，而言政。惟袁氏善练之，善用之，而不善养之。冯氏，善练而不善用。张氏善保而不善用。”

陈诗文俱佳，晚年颇通卜易与相术，惟轻易不谈。臧否人物，亦只眼独具。曾谓：“洪宪之败，固大势使然，而袁之措置错误，亦为重要原因。其荦荦大者，厥为以陈宦督川。陈系狗头军师型人物，民国可与其并论之善于幕后筹策，翻云覆雨者，惟徐树铮一人而已。陈之短，在不能为帅，一出任方面大员，即窘态毕露，进退失据矣。”

陈所最不直于二庵将军（陈宦）者，厥为洪宪事平后，隐居北京东四，徒留辫以自娱，俨然遗老，似颇欲令世人信其背袁之故，种因于其对清室之念念不忘也。而世人知者极稀，识者嗤之。某夕，二庵将军之元配，突患急性胃炎，召余往诊。出而款待者除陈之侄，仅余之熟病人魏三姑娘（陈二太太）而已。俄顷，有人默然穿堂而过，辫发垂垂，众皆肃立致敬。魏手指其背影曰：“这就是将军。”

余至是始信陈之果有辫，惜未如张勋一辫之遐迩闻名也。

何遂多才多艺

余前曾偶及何遂，其人其事，足述者颇多。何豪放有才，而不拘小节，故在友侪中有“何三乱子”之称。未发迹时，颇得妻舅陈元伯之援手，升迁甚速，曾于欧战时奉北洋政府命，赴欧观战，眼界大开，头脑一新。归来后，所言所行，颇多惊世骇俗之处。而孙岳独器重之，亦常戏称之为“狂士丘八”。

何对西北军中人物，颇乏好感，屡谓余曰：“冯有招揽人才之志，而无招揽之量与招揽之术。是故冯帐下文武，泰半非冯型之伪君子，即奴才也。其稍有怀抱者，一俟羽翼长成，立即振翅飞去矣。”

何精于日文，亦能德语，诗画俱佳，且善以指、舌，或握发作笔为画，真天才也。

长城之战，何受命组五十五军，为军长。所部多系散兵游勇，杂以请缨学子，改编而成。而极峰驱之赴敌，一战于冀热边境而溃。赴敌前夕，入伍学生，争欲亲临火线，何以其全乏训练，严令阻之，学生皆大怨。及兵溃，独学生队伤亡最少，得庆生还，又皆德之不已。事后何语余曰：“余有子女八人，深知育之不易。奈何贪一己能战之名，而驱此无拳无勇之群羊，入绝地以搏饿虎乎？”

何又语余：“热冀前线，与之对阵者，有一联队长，为其留学日本时之同班同学。中国升迁较易，故己已任上将军长，而昔日旧雨，仍仅一大佐联队长而已。自悉敌人近在咫尺后，何惊喜交并，而苦于无缘把臂话旧，为之怅然者久之。”

余尝戏问：“倘有缘与该联队长再度对阵，亦能想象重逢道故之情景否？”

何笑曰：“倘彼为我所俘，则我做东。我为彼所俘，则彼做东。‘寿司’亦可，‘铁板烧’更佳。”

余曰：“职责与道义，兼而顾之。君真一男儿汉也。”

乃相与大笑，浮一大白。

吴佩孚自作威福

余得识吴佩孚、段祺瑞、齐燮元、王克敏、曹汝霖、梁鸿志等君，均远在北洋系退出北京政治舞台之后。

余之得以见吴，缘于其夫人突有瘤状物，屡治无效。其旧部大员家属，多为余之病人，亦有以瘤状物来诊而获治愈者。言于吴，遂延余往诊，惟事前已约法三章：一、进吴府后，须严守进退应对之礼，“玉帅”前不容丝毫放肆；二、处方打针，必先征得“玉帅”同意，以帅意为主；三、不得以“诊病”之故，与“玉帅”建立应酬往还之关系。

余聆此条件后，不禁哑然失笑，顾其来使曰：“吴大帅其视北京为当年之洛阳乎？抑或视余为求职之政客、军医耶。君速往归报：余祖先，世代为武士，而非市井小人。倘大帅以‘市井小人’视天下医生，即请觅一市井小人可也，何用余为？”

后一日，吴使复来，赔笑曰：“‘玉帅’谓：平生独喜有傲骨者。先生之傲骨，今已得知。请不复提昨日之事。”

余既如约至吴处，迓于门者为其“承启处长”。庭院内，卫兵侍役亦颇有多人。先至“后花厅”小坐，“承启处长”入禀。旋又请至“小客厅”待茶。片刻，吴始出，着长袍，加坎肩，戴瓜皮小帽，随后其所谓“八大处长”，成众星捧月之势，一如国家元首接待外国使节呈递国书者然。凡此种种排场，除满足此帅久经创伤之自尊心外，实无一用，而耗时冗人，尤其馀事。

余于吴夫人诊断后，又被请入“后花厅”小坐。吴询以“要紧吗？”余答曰：“不足为大虑。”

自是，吴遂无片语有关其妻之病，忽问余曰：“先生为留德之日人，亦曾涉猎中国孔孟之道、老庄之学乎？”

余愧谢云：“早年亦曾偶及于此，不敢云涉猎也。”

吴回顾其八大处长曰：“论学之士，以济世为怀者，不求其基本，孔孟老庄之道，其能通达也几稀。然而，此则夷狄之所以为夷狄也。”

叹息后，复问曰：“君为日籍，亦曾读吾之近作《满江红》词否？”

余曰：“岳飞之《满江红》，已熟知。‘玉帅’之《满江红》，则孤陋寡闻，尚未拜读。”

吴立命秘书处长，取缮就之词一份，以示余曰：“请以示贵国之政要、将帅、文人、志士。则或可促其大梦初醒，悬崖勒马也。”其词曰：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外寇任纵横，风尘恶。甲午役，土地割。甲辰役，主权夺。叹江山如旧，异族错落。何时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重作蓬山游，念弥陀。（#章名结束#）

闻此词后更谱成军歌，即驻防冀察之二十九军，亦能朗朗唱之也。

王克敏胸无主宰

王克敏，目深凹而日夜御墨镜。每来诊疾，神经必甚紧张，惟恐一病，或终身残废也。有时，纯系神经衰弱，又不甘寂寞，遂而成疾。余屡劝以少嗜寡欲，自必健康。王笑曰：“酒可以不饮，妇人可以合理节制，而雪茄与麻将，则宁断头不可缺也。”

实则所谓“合理节制”者，亦不为外人所深信。新闻界友人语余：“京人均谓，王之所以必御墨镜者，以伐过甚，肾亏之故也。”

王虽精明强干，且富于冒险之勇气。惟以余观之，彼于处理问题时，似少原则，但求解决目前之难而已。即以治病而言。一日彼召我出诊，至则频频诉苦，如精神不振、食欲锐减、神经紧张、失眠频仍、肢体有时酸痛，等等，无一非余所夙谂者。言讫，正色谓余曰：“余无他，但求能精神大好、胃口开畅，足矣。”

余为之处方时，切嘱再三：暂勿吸烟。

王默然片刻曰：“如何能使身体渐渐复元，而不必全戒烟，足矣。”

余答以彼之健康情况与生活条件而论，速戒烟，则复元亦速。

王作沉思之状曰：“可否烦先生为我处方，使我在生活条件不变下，健康情况能维持现状。可乎？”

顷刻之间，决心三变。其无原则之习惯，可见一斑矣。

段祺瑞深居简出

段祺瑞在津深居简出，外国人更难见之。而余偶于一意外之场合，与段有一晤之缘。时为驻屯军客卿之笠原君，在津逾二十年，其父突发绝症，津门群医束手，有向其力荐余往诊者。余以笠原君者流，殊非一对政治绝无兴趣之医生所宜结交者，而一有往还，即难拒之于千里之外，而无谓之烦恼或亦将至，故以事繁，婉拒其出诊之请。

笠原君又烦在津日本医生二人及在京者一人，致书代为说项。未几日，彼且躬自来京面邀，并再三表示：望以其老父之生命为念。余不得已，乃与之赴津，并于事先约定：当晚必须返京。

其父之症为恶性胃瘤，发觉太迟，药物已无灵矣。余处方后，笠原君欲以厚币相酬，余坚持不可。

笠原君曰：“至津出诊，诊金自当较厚。”

余对曰：“车费已叨光，诊金则按北京出诊例，足矣。”

争执良久，笠原君见余意不可回，遂建议同进晚餐，并邀艺妓作陪。余亦坚拒之，后乃终于同意至著名之“起士林咖啡店”，略进西点咖啡，然后登车。

“起士林”楼上，向为“贵宾”盘桓之所。讵于邻座，突见王克敏与曾毓隽二君。二君邀余等入其“小间”，在座者已有四五人，而余亦于此得晤坐于上席之段祺瑞矣。

尤可惊异者，笠原君与段竟为旧识。马厂誓师之时，暂入段幕之青木中将，除幕僚外，曾率随员数人与俱。而此一夙在天津东奔西跑之笠原君，遂亦得敬陪末座矣。而不期于多年后，复与当年之“总司令”重逢，是亦可谓奇缘也。

段双目炯炯，鼻梁颇歪。谈吐举止，以余观之，似胜“吴玉帅”一筹，人皆当面称之为“执政”，而其人之排场，则在若有若无之间。吾闻张季鸾云：自退隐后，段之气量，对外已颇达炉火纯青之境，惟于其子则望之既切，责之亦严。某日，段与子对弈，子败，段大怒曰：“弈棋乃雕虫小技，而汝犹不能出人头地，真豚犬耳！”

次日，复对弈，子胜，段又大怒曰：“无大志大才如汝者，亦惟有能在消遣功夫上，胜人一筹耳！”

余得晤段时，中日关系已日益恶化。而笠原辈人物之趾高气扬，少壮派军人之有我无人，均适足以增反感。故段于“起士林”席上，颇形缄默。对余仅频忆其留德时之情景而已。于谈吐间，余知其对德之好感深厚，崇敬之情，时溢言表。当笠原君述及其父已患恶性胃瘤，行将不治，段顾余曰：“德国亦无药无术以疗此症乎？”

余答曰：“早期发现，尚可动用手术，以求挽救。特效药则迄今尚付阙如。”

段颓然曰：“倘德医无术无药，则真无望矣。”

余既返京，次日拣出余一向订阅之《柏林画刊》数册，德文医学杂志一册，送王克敏转交段。不数日，段之谢简至，文短而意挚，余料段至是始信余深怜其对德国之怀想，而无意于为少壮军人之政治动向作注解也。

张季鸾善谑

是时，余与张季鸾、曹谷冰等过从颇繁。张每来京，必于深夜电约至“都一处”、“沙锅居”或“东来顺”等名饭庄痛饮。而张尤喜携余及一二友人，涉足于其所最欣赏之韩家潭。是时也，张有红袖为枕，间亦略以阿芙蓉助兴，而其谈锋遂愈晚愈健。余尝婉劝其保重之道，首先与吞云吐雾绝缘。张闻语辄顾左右而言他，曰：“阿芙蓉亦如老七，余仅为逢场作戏耳。”

老七者，一雏妓也，常为楚楚依人之态，张甚嬖之。时或非有老七在，不欢。亦时或兴来，于老七处伏案挥毫，顷刻千言，以为《大公报》社评之用。张虽为文犀利，笔扫千军，而谈吐则甚诙谐。中国政要名流、学人军阀之秘闻轶事，一杯在手，娓娓而谈，绘影绘声，使听者乐而忘倦，每见老七倚其臂昏然入睡，而座上客神采飞扬，张亦谈久不疲，不知东方之白矣。

是时《大公报》为北方第一大报，而于社评方面，尤能执舆论界之牛耳。惟读张氏社评，而不识张氏于笑谈中者，定以其人为一不苟言笑之大师，实则张亦与张恨水同，恃才使气，玩世不恭。倘遇彼所不屑之人与不怿之事，则舌利如刀，尖刻入骨。彼于南京中央政府人物，除蒋、汪外，均极少好评。而尤以蒋氏夹袋人物及裙带俊杰为最。

犹忆彼于大谈刘峙的季常癖之馀，常谓：“中央军之有‘峙’者，犹人之有痔也。”

何应钦君，亦为张所不屑，《何梅协定》，舆论哗然。张告余曰：“此何应钦之所以为‘何应轻’也。”

张恨水头大酒量洪

张恨水，皖人，而其“北京气派”似较京人尤甚。文才卓越，开朗豪放，头大如斗，声如洪钟。余尝戏谓之曰：“君身后当以头骨捐赠博物馆，令人类学家核计君脑海之容量，使世人皆知巨脑之人，非仅屠格涅夫、拿破仑与列宁三人而已也。”

二张相与出游时，辄为余自卑感最盛之会。或议论，或笑谑，或关白，渠等多引诗词以为之，或引四六文一句。而粗通汉语如余者，遂瞠目不解所闻矣。

犹忆一日黄昏，二张与余偕访福开森。此君为美人，而汉化之程度，较德医克利大夫与余尤甚。善“京白”，与遗老宗室过从最密，更为溥儒之至友。

是时，已有西人男女多人在座，谈片刻辞出。张恨水于门外顾张季鸾曰：“盍往访老七乎？此辈西方佳丽，见之徒增‘西望长安’之感。惟其‘玉钩斜’，尚差强人意耳。”

乃相与大笑，余独不解何谓“西望长安”，何谓“玉钩斜”。再三请教，二张云：“必在老七处，今晚作一‘花头’，始可泄露天机。”

“花头”者，设宴雀战于娼家之谓也，二十元左右足矣。作“花头”后，余始得悉：“西望长安”者，不见佳也。“玉钩斜”，曲线美也。

二张虽精通古文，而于冬烘学究所视为至宝之《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则厌之若粪土。时，纨绔子弟多不法者，北京一报，为文评之，而以《三字经》中“养不教，父之过”为题。二张见而哂之。张季鸾忽谓余等曰：“读此标题，使我得一联矣。上联曰：‘父之过’，你们能对下联否？”

有人对曰“子不语”，张季鸾摇首曰：“欠妥，欠工；实未如‘妈的×’之恰当也。”其谑也如此。

张恨水喜作雀战，所著之连载小说，为当时报纸上最受欢迎之读物，雅俗共赏，读者如云。每于雀战正忙时，报纸派专人索稿，排字房与机器房亦坐以待之。是时也，张君立即在牌桌边之茶几上，文不加点，一挥而就。有时且杂以诗词数首，皆不假思索，神来之笔也。

张恨水与张季鸾不同，毫无政治色彩与政治偏向，故所稔之军人与政客特多，余之能识大批西北军、晋军、东北军将领者，半由于诊病而来，半由于张与管翼贤所介绍。管时为北京《小实报》社长，该报之销路为北方之冠，而北京城内亦几无人不知有管翼贤其人者。张与余每周恒有二三度盘桓小饮，每届周末或周始，管亦施施然前来参加。既饮且谈，诚可乐也。

是时，余尚未婚。张虽已有画眉之乐，而外渡之夕每多于居宿之夜，而琴瑟之谐不为之少衰。管妻邵挹芬，亦深明大义，以事为怀，不斤斤较量于管之“户外活动”。故我三人，亦常为秉烛之游也。时或张烂醉如泥，余亦醺醺然，而管则以所饮甚少，神志独清。遂由余驾车，由管指点方向与道路，驱车回寓。途中张醉卧于车后，朗声吟哦，引吭高歌。余所驾之车，亦忽左忽右，驰驰停停。幸当时在京，未有如欧美之“司机执照”者。有车可开，能勉强操纵，即为合格之司机，馀事无人过问也。

万福麟“大酱”之材

张于当时之总师干者，颇乏敬意，常谓余曰：“当今无大将，惟有无数‘大酱’耳。”

如向称关外“宿将”之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即为此种“大酱”之一。万仪表堂堂，鞍上雄姿，确属气象万千。日军以轻骑兵百馀为前导，进入热河，直迫承德时，省主席汤玉麟以全部军用汽车二百辆，满载其私人财宝箱柜，弃城而遁。昼夜行数百里，使关东军之气焰益高，欲望愈大，且于电台广播中，大加揶揄曰：“汤玉麟用兵神速，实为天下之冠。当其退往华北之际，我军虽用骑兵，加鞭尾追其后，惜亦未能追及。”

至是原在热冀边境第二线布防之五十三军，遂独任前敌矣。据管翼贤语余：当万驱军赴敌之际，曾集合全军官佐及精锐部队，训话于广大平原之上。

于时，万军长戎装立马，八面威风。不图忽有日军侦察机一架，凌空而来，且向地面俯冲数次，进行“低空侦察”。是时也，万军长心胆俱裂，不觉坠马。官兵见状大乱，东奔西窜，为之久久不能成列。日机去后，马弁扶万上马，神色始定。乃向部众自解曰：“适间非坠马也。我只欲示尔等于空袭时，如何迅速隐蔽耳。”

后，万军略战即溃，虽要隘如长城之喜峰口者，亦不能守。而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之赵登禹旅，适于此时赶到，以跑步抢上山头，路遇鼠窜而下之万福麟军。万军问来者曰：“你系何部？何乃太痴，前往送死？”

赵部答曰：“我，二十九军也。”

万部嗤之以鼻曰：“虽九十九军亦无济于事也！况你二十九军乎？”

赵部抵山头时，日军亦至。双方近在咫尺，最利白刃冲杀。二十九军仍有西北军传统，每兵均背有所谓“双手带”之长刀一柄。至是，赵登禹乃发令冲锋，以长刀作肉搏之用。日军猝不及防，仓猝败退。至是，二十九军之“大刀队”遂一战成名。

“大刀队”既声名大噪，于是，一时各军争先仿购，长刀之需要大增。古城内之铁匠店，遂亦日夜赶制长刀矣。小报更载刘伯温遗留之《烧饼歌》中两句云：“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以证万事俱由天定，“大刀队”一出，国家从此无恙矣。

冯玉祥害死樊钟秀

是时之名军人中，“大酱”型者实在不少。张恨水云：值中原大战方酣之际，中央军以飞机助战，冯军樊钟秀部首次见飞机俯冲投弹，惊恐万状，军心为之动摇。冯乃集中训话曰：“空中之飞机与乌鸦，孰多？”

皆曰：“乌鸦多。”

冯曰：“信然。然则乌鸦便溺时，亦曾着于你们之头顶乎？”

皆曰：“未。”

冯曰：“信然。然则飞机投弹时，其能命中于你们之机会，当更稀矣。”

众皆曰诺，欢呼鼓舞而去。次日，于赴敌途中，又逢中央军飞机凌空轰炸。樊及所部均惑于冯日前之言，不屑稍为之避。弹落人群，血肉横飞，死伤过半，而樊以总司令之尊，亦成机下之鬼。

长城各口，血战方殷时，日机曾数度逼近古城，人心惶惶，咸以“防空”为念。而突有向当局献策者：广集风筝，满布天空，使日机来时，目为之眩，不能看清目标，甚至筝下之线，亦可缠住机上引擎，使其发生故障。言者凿凿，竟亦有信之者，一二报纸且大肆铺张其效果。

时，又有提倡以爆竹补助高射炮之不足者。日机一来，即向空发射炮仗以御之，既省高射炮，又能混淆机师耳目。允称一举两得。京中小报报道此一发明之次日，即有专家公开发表谈话，指斥该议者哗众取宠，异想天开，以国事为儿戏。

“义贼”李三

是时也，古城中又有所谓“义贼”燕子李三者，四出活动，军警为之束手。人谓李其人能飞檐走壁，如履平地，故有“燕子”之名。其人豪侠疏财，每喜劫富济贫。后以醉卧娼寮时，为鸨儿所卖，遂为侦缉队捕去，而竟引起公愤。侦缉队长马玉林，遂成唾骂之对象，卒至不得不招待记者宣布：“燕子”李三，当受特别优待，绝无受刑上镣之事。为证明起见，更于押赴监牢，公开起解，供人旁观，并为李三特置新衣一套，头插纸制之小白燕一只，以示殊宠，民愤始平。

讵此一侦缉队长真小人也。为防李三再度越狱，彼竟秘密下令将李之足胫斩断，使其无法行动。管翼贤语余时，李已残疾废逾半载矣。一日，马以肠疾，来余处就医。余以不直其为人，且不欲取其诊金，玷污吾手，乃托词不与相见，嘱护士转告渠“另请高明”。

“现世报”与“眼前报”

《塘沽协定》前后，何应钦、黄郛等相继抵古城，主持划地议和事。此际，余于交际场合，与何晤面之机会颇繁。尤以何为其同乡贵州丁春膏氏，邀至北京西城太平桥“砺园”中，赴所谓豆花宴时，同席几达五六小时之久。观其辞色，察其举止，亦以此次最为直接，最为亲切。

丁为前四川总督丁宝桢之曾孙，时任中法储蓄会副理事长。中法储蓄会者，南京中央政府进行金融改革前，尝与万国储蓄会并立争雄，改革后始被南京改组为中央银行信托局。丁在任时，业务蒸蒸日上，绝无衰败之征。迨后为当道排挤，问题日多。除理事长李思浩另被安排外，丁氏亦被任为华北烟酒税总局局长，与余往还，较前更密。

丁宅“宫保家风”，颇异凡俗。每宴贵宾必以贵州最平民化之“豆花”为一席之主菜，然后佐以家传之“宫保鸡”。

丁宅花园，有亭台阁榭之美，假山曲径小桥流水之胜。每当百花盛开，喷水池畔绿草如茵，茅亭内石几石凳，古气盎然，置身其间，更增如入画图之感。此园大于吾家二倍有馀，而林之幽雅，复远过之。是故，亦诗人墨客集会吟哦之地也。

余尝谓：中国世家子弟，要可别之为三型。曰恶少型，曰报应型，曰书香型。吾友丁君，君子人也，“书香型”确可当之无愧。相识者中，几亦人同此心。平居之日，丁宅“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诚非虚言。而在座者，颇鲜铜臭之士，炙手可热之人，泰半属斯文一脉，间亦有玩世不恭者。何遂、张恨水、陈元伯、福开森、方石珊、孔伯华与余，几均每周必到。

犹忆一夕，丁府招宴。适张季鸾与管翼贤亦在座。张与张恨水，颇于当时世家子弟不满，称之为“害群之马”，二张与丁君交素笃，乃笑而问之曰：“宫保后人，以为如何？”

丁君起而逊谢曰：“舆论权威，一语破的。从来批评纨绔子弟，未有痛快若是者，当浮一白。”

管翼贤君，时为《实报》社长，亦与丁甚稔，乃更以笑话一则，公诸同好曰：世家子弟既饱受社会攻击，嘲为绣花枕头，遂集议自办日报，专为纨绔子弟鼓吹。

款既齐矣，社址已得矣，而报名仍付阙如。有世家子弟言于众曰：新闻迅速，为报纸成功之关键。我报之名，必标榜“新闻迅速之程度”不可。众皆曰诺。

旋有纨绔子建议曰：我报曷以“现世报”为名，以兆其新闻报道之速乎？

另一世家子弟忽大呼曰：我已寻得更恰当之报名矣。曷即名之为“眼前报”乎？

语甫尽，满座喷饭。

何应钦惧内成癖

丁君宴何应钦之夕，曾应何君之请，简邀何之妻舅王伯群，以及滞留古城之三大名旦：程艳秋、尚小云、荀慧生与之同席。何以如此？则非我所知。外人中，除余外，尚有美人福开森，协和医院名德医克利大夫等。客人之成分既如一“拌冷盘”，席间自无人一语片言涉及政治。

何君为一雍容之军人，颇有大将风度，人亦和蔼。或谓其素有季常癖，家中事事无大小，悉赖夫人一言决之。久而成性，于公事亦然。万事只秉承上峰决定而已。据新闻界友人语余：何在南京外号之一，为“全国怕老婆会会长”。关于其“内阃森严”之传说，几可与明将戚继光相媲美。

犹忆席间，何君曾频频以循环系统与妇科症，下问克利大夫与余。并慨叹南京之大，而颇乏为人信赖之外籍医生。每有疑难之病，必须赴沪求诊。即在中医方面，古城之大名医有孔伯华、施今墨、萧龙友，而南京只有一张简斋而已。言次颇致惋惜。且戏语克利大夫曰：“先生日后退休，盍不于返国之前，先往南京悬壶数年，济世救人？目前之南京，贵国专家学者，颇不乏人，当不致感客中孤寂也。”

克利大夫医术极精，而人属木讷之流，白发苍然，为座中春秋最高者。闻何言，未仰视逊谢，亦未停箸寒暄，仅答曰：“且看将来，一切都视上帝如何安排耳。”

克利大夫术精心慈

克利大夫较余年长，又为医学前辈，与余之关系极为融洽，而在师友之间。其人淡泊为怀，绝不干涉政治。北洋时代及嗣后在古城开府之封疆大吏，几无一非其病人。而克利大夫从不自动与之往还应酬，亦从不代人说项陈情。而一旦有人失败下野，命在须臾时，但求克利大夫，无不尽力而为。余颇受其熏陶，尝于北京数度易手时，受彼之托，代匿政界人物于家中数日，盖彼已尽量收容，家中满坑满谷也。事过别去，余犹不知此辈中泰半之真名实姓也。

犹忆闲谈时，余尝微以匿人似易沾牵涉政治之嫌为虑。而克利大夫慨然对曰：“此何虑之有？匿人于难中，譬如给溺者以援手。唯求救人耳，何必先问明：‘你为鸡鸣狗盗耶？抑正人君子耶？’天网恢恢，真正恶贯满盈者，自难免上帝之惩罚也。”

是时，余来古城犹未及一年，闻而大惭，立改容谢之。自是，难中匿人不再稍有迟疑顾虑矣。

日人在京皂白难分

沈阳事件、上海之战，以迄长城之战，此一漫长之期间，厥为余在古城处境较难之时。友辈虽仍往来如昔，不稍回避，而陌生者则颇不谅解：何以中日交恶，而日籍医生尚留华不去，诊病如昔？

余家大门，每有人乘夜以粉笔大书“杀尽倭奴”或“食尔肉，剥尔皮，方消我等心头之恨”。

某日晨，启大门时，方知夜来有人以自制之封条二纸，交叉贴于门上。行人观者如堵，以为诊所确遭封闭也。

后者有青年学子，来诊所门前，对余之仆役司机曰：“外人在华者，无一非坐探，而犹以日人为然。奈何为敌人坐探作下走？”

幸余之护士、药师、仆役、司机等，均对余了解颇深，未为所动，且有私劝余赴津或赴沪暂避者。是时，陌生病人电邀出诊者突多，日必多宗。余之护士、司机与传达，均谏余勿轻往，恐蹈险地。余曰：“医生倘奉病人急召，虽赴汤蹈火亦须勉力为之。此为医生职责，亦为医生道德，断无忽视之理！况余问心无愧，政局如何变动，又何有于我哉？”卒前往，而亦无事。惟有时按址驱车，遍觅不得，至则或为空屋，或为戏院，或在“义地”之乱坟岗耳。

商震虚有其表

其时，三十二军军长商震，亦率部战于冷口。商之仪表不凡，谈吐间舌灿莲花，而于官兵之运动表演与军容，极其注意，惟战斗力则远在当时之中央部队、西北部队之下，仅较善走善遁之五十三军万福麟部略胜一筹。冷口未发生战争时，商氏频在前线发表与阵地共存亡之谈话。开火后，要隘失守之速，使古城大震。一时舆论哗然，有小报副刊悬赏征联，以咏时事。上联曰：“大刀宋明轩。”获奖者二人，一对以：“小胆万福麟。”另一则对以：“长腿商启宇。”

商于新阵地中复向新闻界自解曰：“致败之由，在我军缺乏钢盔耳。”

报纸披露其言，一时举城若狂，募捐者比比皆是，热情动人。惜乏通人主其事，以至于泰半“钢盔”，均在街头巷尾之“铁匠铺”，赶制而成，状如钢盔，而又实非钢盔，仅系铁帽而已。余诊所左近，有小学生数人，雨中劝募，全身湿透，而不稍走避。余心为之凄然，遂命女仆烹热可可一大皿，邀渠等人入屋饮之驱寒，以免感冒。而此数童以余诊所为日人处之故，峻拒之。余不得已，取雨伞三具，命司机与之，再三声明系华人司机与仆役之私产，暂借遮雨，无碍国体，始勉强受之。其爱国自重之精神，实足起敬。而余之庸役等，以余对彼邦御侮爱国者确无恶感，均为之欣奋。

人皆爱其国

一日，司机于出诊时恳余预支薪二三元，余戏问其用途，盖以为彼必为其女友购衣物也。殊渠之回答，大出余意料之外。曰：“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刻正养伤于协和医院，前往犒劳慰问者如织。我欲捐二三元慰问金，以尽绵薄。”

余给以五元币一纸，渠果于街边一“捐款棚”中，慨捐三元。归后，闻而效尤者有护士、传达与园丁，余均一一与之。

后，余司机与一日商小林君之司机，偶及此事，复传入小林君之耳。小林与余颇善，惟于政治，未肯时时处身事外。既闻之，大诧，立电余曰：“此事确否？”

余曰：“然。”

小林曰：“然则胡为乎任渠等为此？”

余曰：“人皆有国。我虽为渠等之主，亦无由强之不爱其国也。此理甚明：盖吾悬壶谋生于此邦，而此邦中人食我衣我，亦未尝强吾不爱我之故国也。”

小林闻此语，默然久之，始徐徐曰：“倘我非君之老友，定当目君为‘反日分子’矣。第小人所在皆有，难免谰言取宠，君宜好自为之。”

宋哲元之智囊

宋明轩之拜命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也，华北政局遂呈急转直下之象。所出现之各种人物现象与官场风气，颇令人忆及北洋军阀时代。当年被通缉者，隐居东交民巷者，以及夙为人诟为蟊贼者，均源源上市，善价而沽，报章上又充满此辈之名矣。

宋于冀察两省，俨然有“上方宝剑”之权，视帷幄上奏之殊遇，犹有过之，故群小咸称之为“华北王”。余以因缘时会，与此王颇稔。

宋当此重任时，其惟一要务，厥为与日方就地周旋。时人多以天津市长萧振瀛为其智囊之首，实则误矣！以余所知，真正居幕后为宋划策者，实系故都之财政局长林世则，河北官产局长常小川，河北省政府一度之秘书郑道儒三人而已。

此三人者，均籍隶天津，并皆为留日学生。郑道儒且于留日后渡美深造。宋明轩虽侥幸于喜峰口一战成名，而以德、日军人之水准衡之，充其量一联队长之材耳，而竟膺重任，独当方面，综揽两省军政于一身。宋亦自知力未能逮，故竭全力提拔留日者，阴为己之助。

当时，如殷同、陈中孚、殷汝耕之流，亦与萧振瀛齐名，被公认为宋之智囊团人物。其实，宋对之顾而不问，问而不听。真正参与决策者，除秦德纯外，非林、常、郑三人莫属。诗人气质之故都社会局长雷嗣尚，倜傥风流，号称为西北军中之“湖南才子”，亦偶预其事。惟雷兴趣殊不在政治，虽多奇计，亦难免时涉怪诞，故宋亦未能对之言听计从。

林世则识大体

林、雷、常、郑，均常请余治疗，故咸与往来颇久，而尤以与林最为相投。林于机智过人中，犹不失义气，较常、郑二人之但以狡诈见长，品格高之远矣。林之妻，为旗人一王公之幼女，人皆呼之为“格格”，贤淑过人，多愁善感，屡以婚久无后为忧，常向余涕泣求助。盖林事母至孝，而林母日以“无后”哓哓于人前，屡劝林纳妾，而林以风度典雅、谈吐悦人之故，女友盖已遍京华矣。林母且逼格格归宁天津，形同放逐，伉俪之情更疏。格格之干姐妹，为余至友丁春膏之妻，屡告其事于余。

余乃告林曰：“不孕之责，或在君，盍前往协和医院一查乎？”

林推诿久久，而卒来余处，请余一视。事毕，余告之曰：“君负尊夫人矣。当投之以药，二三月后，或有可为。”

三月后，林果去津，迎格格归。而余亦忘其事。次年，林衔宋命，南下小游一周，于截留华北税收一事，与财孔有所商洽。丁春膏伉俪忽召余夜宴，至则并无他客，而格格则盛装抱一雏出，拜谢于余前曰：“非大夫，无今日矣。”

此子酷肖其父，故林爱之特甚，对格格亦感情大增，一家乐融融矣。所奇者，林竟以“格格”二字，为其乳名。母子同名，一为绰号，一为乳名，诚不可多见者也。

林字叔言，头脑极清晰，惟乏强项之志，故能极得宋明轩之信任。而林于划策时，犹能时时不忘以弥补两国人间旧存之友谊为怀，实较常、郑二人之但以“宋明公出处如何”为念，裨益于大事多矣。

以余所闻，常、郑屡于宋明轩前，讽其宁为赵匡胤，勿为曾国藩。而萧振瀛复逞其满腹“三国水浒征东征西”之知识，力劝宋学刘备借赵云故事，挟日本以自重，再进而席卷中原。林于丁春膏家夜谈时，曾隐以此为忧。丁乃劝其厚结李筱帆，阴借李之助，以使常、郑稍稍自大处着眼。

李筱帆怒打萧振瀛

李为冯得志于京津前，华北秘密工作之真正负责人，而对外则仅负一高级顾问之闲曹名义。西北军中宿将如张之江、李鸣钟、刘郁芬以至于鹿钟麟，均畏其对冯发言力之高，以及其对西北军中人物所悉阴私太多。冯遇之亦甚厚，惟吝给名义，借以掩蔽李之真正使命。宿将既惮之，宋哲元、秦德纯、门致中、庞炳勋、石友三之流，更毋论矣。冯失势后，李蛰居故都，门前虽稀车马，亦少交际，而给养不缺。偶或向宋、秦为人说项，亦靡不有效。

常、郑二人，于秘密工作时代，均曾为其部卒，阴私亦多为其所悉。李又与《实报》之管翼贤以及《新北平报》社长某、《京报》女社长汤修慧，均为故交。故常、郑虽于得意时，亦颇惮之，各赠以“干薪”奉养之，见之则言谈惟谨，并不敢过示得意之状。

李为河北人，口若悬河，性烈如火，而怒时颇不久。宋明轩为母做寿时，“暖寿日”借酒而于人前以手批萧振瀛之颊者，即此公也。时，萧于马褂外悬一大红条曰“总招待”，得意洋洋，到处周旋。

有张璧者，逢迎之曰：“仙阁真干才也，于日理万机之馀，犹能为委员长老太太综理庆典，才力过人，诚不可及。”

萧亦踌躇满志曰：“管腻了国家大事，换两三天胃口，管管别的，也挺有意思。”

维时，室内在座者，除张璧外，尚有李筱帆、潘毓桂、林叔言、丁春膏、杨天受、何其巩、郑大章等数人。潘亦闻风响应，对萧谀媚有加，而萧更得意，复以京剧之老生腔调曰：“人人都以为办国家大事有意思，其实，这国家大事么，也难办得紧啊！”

在座者，除张、潘外，均颇感萧小人得意，大言失仪。而李已突掴萧一掌，喃喃以土话咒之曰：“国家大事，国家大事！国家大事就是让你这个兔崽子给弄坏了！”

言毕又欲掴之。举座大惊，争相力阻。

萧初亦面色大变，旋复佯笑曰：“帆老醉了，帆老醉了，老哥儿们请我吃个锅贴，我也不在乎。”

且言且走，狼狈而去。后一二年，于会议席上，复有张自忠批其颊之事。是日，管翼贤来告余曰：“我为此新闻，得一好标题矣，文曰：‘萧市长连吃锅贴，而面不改色！’”嗣后，林叔言告余曰：李筱帆果告郑、常曰：“你们二位老弟，要怂恿宋明轩当皇帝都行，就是别怂恿他当石敬瑭那种汉奸皇帝。要不然，你们就不怕生下孩子来，老天爷不让他们有屁眼吗？”

自是，郑、常果稍稍易其论调，可见李筱帆虽已成一无牙之虎，而其馀威犹在也。

宋哲元“多愁善病”

余与宋明轩之往还，实出于郑、常之推荐。盖宋之为将，不过梁山泊金枪手徐宁、双鞭呼延灼之流，仅恃其颇具规模之大刀队，潮涌拼命而已。即或使之为帅，亦难在卢俊义、李应诸员外人物之上。故当其与日方折冲时，全乏外交手段。事急时，其大将秦德纯市长辄效刘玄德故事，当众掩面痛哭，使日方嗒然而去，问题唯有悬而不决。宋本人则避见日方，除“返籍扫墓”、“赴保出巡”以外，最常用之借口，厥为“虚火上升，耳鸣不已”八字。

久而久之，日方且讥之为：“多愁善病之宋委员长”。于是，其常、郑二智囊遂建议请余为之诊疗，而以余之处方笺出示日方。

诊查后，余以其血压果有失调之象，投以药物数事。不久后，林叔言告余曰：“凡此名贵药物，宋皆弃置之，未尝一沾唇也。”

宋既风云际会，乃遣人返山东乐陵，迁葬其父。一时，权贵专程前往执绋者，途为之塞，路局竟加开专车数列，以应急需。凡与葬之奠，或馈有奠仪者，宋均答赠以自江西景德镇“御窑”订制之饭碗一对。此碗瓷薄如纸，白润可喜，上书“孝思不匮”四字，且有年月与山东乐陵某某堂之字样。

热心官场者，多以得此一碗为荣，甚至有出高价求购者。管翼贤告余曰：且有三四流之官僚，携此碗以赴宴席者，借以傲示群伦，自高身份，诚可哂矣。

迁葬之日，余亦遣仆致送花圈挽词，得碗一对。余遂交厨房用之。一日，萧仙阁来，逡巡室中片刻，讶然曰：那些人真不会办事，连纪念碗都没有送到大夫府上来，简直是替明轩得罪朋友！

余笑谢之曰：“已拜领一对久矣，惟我之办公桌与药柜，均满坑满谷，故未能置之于此室，使人能见之也。”

而萧犹喃喃，连呼“办得不对，得罪朋友”不已。当晚，即有专差执萧之名片，送十二碗至。余虽厚给其仆，并致短简以谢，而雅不欲以此碗供宴客之用。余非利禄之徒，奈何以利禄之徒视我？我既不需此碗以光门楣，何必视若拱璧如萧所望乎？乃自留其一，以资纪念，而以其馀，分赠诊所职工与家中仆役。每日家中仆役用餐时，举座八九人皆用此碗。倘有四五流之官场人物见此，势必为余“暴殄天物”所惊倒气倒矣。

矢原大夫是非分明

尔后，中日关系日恶，余之处境亦愈难。日本领事馆中有人以余孤身异国，毫无眷属，常虑余为华人朋友及雇佣所包围，对时局看法不与当道相同。乃常讽以“安全为上，迁地为良”。居留民会中亦有人以余未将馀暇大部分用为与日侨交往，或在日本俱乐部中盘桓之用，而颇以为异。

至于身份不明之官方人物，时时投余以怀疑之眼光者，更不乏人矣。余日处于此复杂之环境中，实深以为苦。唯一生事业均在斯土，而彼邦友人待我不薄，何能遽然舍去，从头另起炉灶乎？

最奇者，当时驻屯军高级官员及其家属，均对余医术之信任，较对军医为坚，故泰半均请余为之疗疾，即遇调职，亦必谆谆介之于后来者。此辈虽奉行弱肉强食之政治，态度亦多傲岸，而心地则远不如他界人士之弯曲难测。

余虽屡为此辈以“妇人之仁”、“庸碌无天下志”之评见讥，而以余家世代为武士之故，无人擅以“不妥分子”视余，且每于官场酬应间，为余片言解纷。故以怀疑眼光歧视余者，亦惟有适可而止而已。

而此时亦常有华籍青年学生，以诊疾为名，于候诊时，与余之职工攀谈，劝其勿为日人工作。余之药剂师与传达，即因是故，自动引去。而未几更有施厨子之事。

长谷川豁达诙谐

施厨，名德全，尝在名菜馆“明湖春”中执炊事，以耿介不容于人，有人辗转荐之于余。其烹饪之术，果为余素来所不常见者，乃以高于“明湖春”之薪给聘之。

施君先世，为“大刀王五”之左右。故施于守正不阿之外，尤以忠义为重。所到之处，正气随之。余家男女雇工凡九人，资格皆较施为老，而人人惮之敬之。月明之夜，常见施集雇人于月下，畅谈“大刀王五”与八国联军事迹，余亦听之。

时有长谷川教授者来华度假，访余道故。教授为余留德时之学长，人极开明，政见上亦未能从俗，故在日颇为郁郁，不得当道之喜。来此后亦形落落寡合，惟与余偕游万寿山、八大处、三海，且游且谈，极为欢洽。行前，余简邀来舍，为之饯别。施厨忽又询问：“此长谷川君，系贵宾乎？”

余未假思索曰然，并嘱其酒馔必力求丰美。施厨诺诺而退。

是晚，同宴者尚有余友管翼贤，李蘧庐，名医方石珊、孔伯华等六七人。菜极鲜美可口。长谷川夫妇嗜之如命，所食尤多。

夜半，余于梦中突感不适，吐泻交加，几不能支。翌日，头昏脑涨，身软如绵，亦未能送别长谷川于车站矣，遂请一佣人前往。移时回报：去迟一步，晨车已开出矣。

是日，余未进滴米，惟昏睡而已。黄昏突接长谷川电话，声亦孱弱，告余以夜来不适，吐泻交加，延医急诊，始少济，而疲弱如死，不克成行矣。

余疑窦大起，立召施厨子。女佣告余曰：“施厨言，其家突有人重病，亟须省视。三日后当返此销假也。”

从此，施厨即杳若黄鹤，余虽颇疑其有下毒之嫌，惟雅不欲为别有用心者所利用，故意张大其事，造成紧张之新借口。亦不欲扬诸报端，一行医者居然中毒如是之易。是故余乃隐而不言，亦未请人去其家中追究。

一周后，长谷川夫妇康复就道，余饯之于“撷英番菜馆”，笑谈其事。长谷川固极豁达之人，深然余言，且作诙谐语曰：“以日本军部当道目前迫害中国之烈，身为爱国华人者，不下毒于日人之食物中，下毒于何人之食物中乎？”

事过既久，余曾戏询管翼贤曰：在座之华人，既亦吐泻不止，何乃无人报警，或来向余诉苦乎？皆笑曰：君非华人，不识华人思路：打狗须看主面，一与尊厨为难，即扫尽君之体面，有负君之交情矣！

余由是于华人传统之处世哲学，益增敬佩。遂亦采华人方策，遣仆分赠当时与宴者厚礼各一份，而未明言为“赔罪”之用也。

吕咸为食家大师

半年后，吕著青自江西归，友人邀宴之于丰泽园，余亦在座。吕名咸，为江西之“苏维埃区”消灭后第一任民政厅长，“圣眷”颇隆。吕游宦古都多年，为一有名之“食家大师”，各大菜馆均畏之如虎。盖其酬应极繁，三餐几全在菜馆中，何菜最佳，何厨最能，何料最美，吕均如掌上观纹，绝不容丝毫苟且。尤可畏者，吕常谓：如欲食好菜，受好招待，客气无用，非入座即骂，骂不绝口不可。食毕可略赞一语，则闻者已受宠若惊矣。

故当时大宴会中，谈笑风生间，时有诟骂厨侍之声音，则必有吕在座无疑。而一般喜食好菜爱、好招待之主人，亦视吕为“好”之保证，每宴非邀吕来“骂阵”不可。

是夜，吕意兴甚豪，宴骂连续二三，并谓侍者曰：“速请厨师来见我。我未来北平经年矣。此必为一后起之秀也！”

厨既入室，鞠躬如仪，余乃大惊，盖此非他人，即弃余而去之施德全也。施于时面无人色。而吕则误作解人，尚和颜顾施曰：“我虽以骂见称，亦非见厨必骂者，何必惶悚乃尔？”

席既散，余驱车归，才出胡同口，司机即停车，回顾余曰：“施厨欲见故主，有下情上陈。”

言未毕，施已入座司机旁，告我曰：“我以视日兵之眼光视大夫，我负大夫深矣。我本粗人，未识日人中亦有好劣良善之分。遂乃受欺于劣者，而报复于善者，有负大刀王五之义多矣！

前者，余以长谷川君为海军中之侵华将领也，遂决意示以薄惩。苟非大夫在座同食，则药量必数倍于此，座客入土久矣！

事后，读《小实报》有《长谷川教授离此》之短讯一则，我始知已铸成大错，实有负大夫矣！”

余温言慰之，复告以长谷川临行之言。施半信半疑，惊喜交并。临行告余曰：“我已知大夫为义气中人，故敢以义气相勉相慰。我在西郊海甸有艺徒与技徒数十人，泰半均谙技击。一朝中日有事，大夫身陷重围，可来我处。我当以全家大小之颈血，保大夫无恙也。”

翌日，余请司机赠以礼物，并嘱其安心治事，往日之意外，无外人知，亦不足介怀也。自是，余每至丰泽园，或为主，或为宾，每宴必有名贵之一肴，自天而降，满座惊喜。侍者辄微笑曰：“施厨子敬老主人的菜。”

余亦厚酬其家，相处甚欢。施之长孙弥月时，施忽携其妻、儿、媳、孙，莅余诊所曰：“长孙无名，大夫盍助我乎？”

余逊谢，宴其全家于“厚德福”，并赠其长孙数事。施复坚请命名，余乃赠以“悌”字，而告施曰：“悌者，兄弟之爱也。中日本为兄弟，当本阋墙御侮之义，阐扬兄弟情谊，则后代有福矣。愿令孙以此自勉。”

事后，余偶述其始末于张季鸾之前，张默然久之曰：“余固知君不然于日本军人之政策，故敢直言无隐。倘一日所有日本军人，与华人交往时，均如君然，则华人危矣！华人虽以忠孝节义为重，而忠孝不能两存者，辄移孝作忠。而于忠义必须有所抉择时，又多怀‘君知我报君，友知我报友’之念，移忠作义矣。是故，欲移其忠，但以恩遇之，以义感之，则事多谐矣。”

“反日丹”乘机畅销

柳条沟事件后，日少壮派军人力主扩张主义，动辄以动武为雄，遂在华多行不义，而失尽“人缘”矣。中文报刊之普遍以“倭寇”冠诸日人，亦自此始。肆间之“避瘟散”，向为抗暑之用，行销极广。此时有仿制者，命名为“抗日散”，竟因之大销特销，且远在原药之上。马占山嫩江血战之后，抵制日货之风大盛，“阴丹士林布”因商标绘有太阳，遂无人过问。偶有购者，亦必为他人诟为汉奸。是时，虽仁丹亦被拒。有高丽人金某，极狡谲善贾，素营此物，货仓中堆积如山，而问津者渺无一人。居然异想天开，假其华友史贵元之名，印制“反日丹”之标签无数，漏夜改装，于报端大肆宣传曰：“爱国者请用国货，效力保证与‘仇货’无异。”一般格于抵制怒潮，不敢问津“仇货”者，方苦于无仁丹之代用品者，争购若狂。金某与其友遂利市百倍。未几，华北之少壮派军人，以“反日运动泛滥”为辞，向华北当局强烈抗议，附件中且列举证据与“激烈反日分子”各数十，而其中居然亦有史贵元之名在焉，盖以其为制造“反日丹”之厂主也。

是时，日本特务机关已在华人心目中向有“天眼通”、“顺风耳”之喻，而竟至荒唐若是，诚可发一噱。

不久，复有人挟嫌诬之，揭其真相于日本特务机关前，闻者大恚，以其“戏弄皇军，营私利己”也。

未旋踵，金某与史贵元即双双失踪于天津。囚系半载后，史始庆生还，已骨立矣。其罪名则仍为“激烈反日分子”，自始至终，未确悉所囚何处也。金之遭遇则更逊一筹，已于就逮后押解回境，生死难卜。史归来后，曾来余处就医，述其经过，涕泪横流，盖刑馀之身，百般俱废也。复央余为之查询金某下落，盖自二人同时失踪后，金妻旋即席卷而去。一说伊已遁迹他乡，一说伊已与驻屯军一宪兵军曹鸠居天津。余素鄙华人中如史贵元者，而狗仗人势之高丽败类如此金某者，所行所为，较少壮派军人尤为恶劣，更足令人痛心，避之惟恐不远，遑论专诚探访？乃峻拒之。最奇者，数年后，史某居然东山再起，与余重逢于商会会长冷家骥宴会之上，名片上赫然有冀察政务委员会某机关“视察”之字样，余阅之骇然，唯有咨嗟而已。

庸医害人不浅

另一高丽败类，假日人之名，行祸华殃邻之实者，为一尹某，悬壶于天津梨栈，向以“堕胎”、“壮阳”等旁门左道为业。有南方纨绔子弟陈少伊者，学无所成，而妻家特富，遣之东渡学医，未得其门而入。邂逅尹某于东京，遂由尹之介，入一护士补习班，数月速成。旋即偕返华北，由陈之岳家斥资开设“少伊医院”于燕京，候诊室内复悬有所谓“东京赤阪医学会”会长之“推荐书”，以及“学会奖状”，细审其签名，则皆莫须有之教授也，而尹某之名亦附于其后。

陈自开业后，以“留日医学博士”号召，来医者颇多，而笑话百出，病人苦之，屡有诉之于首善医院方石珊处者。方与余夙稔，一日笑语余曰：“余非留日者，而向谓日本医学精进，何竟有医学博士如陈少伊者滥竽其间？”

旋告余：“陈之患，非在诊断处方，即注射小技，亦难称娴熟。虽其‘医院’中设备周全，满目琳琅，而病人须打针时，竟有连刺二三次，始能刺入正确部位者！如此医生，不杀人误事者几稀。”

方君颇悉陈、尹二人内幕，尽以告余，余心殊怅怅；盖华人知尹某为高丽人者极少，咸以其为“日医”也。未几，余与山本医生邂逅于正金大楼，偶感慨言之，山本大愤，谓余曰：“余必有以示此二佞！”

二三日后，山本果纠集天津日医数人，诣尹门质问：所谓“赤阪医学会”之“推荐书”与奖状，果有何据？更向尹询查：自开业以来，所业何事？是时，余亦应邀在场。

尹讷讷以对，不能成句，众日医遂缕述其劣迹，请以顾全日医荣誉为念，自动遁迹，否则即当公诉之于领事馆矣。天津日医更屡闻尹某常以麻醉药令打胎者昏迷，乘势凌辱，事后，受害者既失身，复须付以多金，故人人恨之刺骨，而又不敢扬言，致失体面。尹某所为，诚属禽兽不如，值此风云险恶之际，自更增华人仇日情绪。山本君为人温文尔雅，而性情刚直、疾恶如仇，向尹正色曰：“请以医生之名誉，病人之性命，以及阁下之人格为念，即日停诊，于一周内摒挡一切，悄然逸去，顾全双方体面。否则，惟有于七日后，于日租界公园内与阁下决斗。阁下不来，余亦将来此，手刃阁下，然后切腹以谢！”

尹某大恐，立允于周内离去。众日医复嘱其转致陈少伊，苟欲继续开业，请即除去门前“留日医学博士”字样。否则，在场诸人甚愿口试此“医学博士”一番。尹唯唯。

不一周，尹已悄然遁去，“少伊医院”亦已停业。管翼贤闻其事，笑谓余曰：“此为日人近年来首次所为有益之事！”时，管固以反日之言论，深为其读者所爱戴也。

冯玉祥独厚段雨村

不久，复有西北军元老段雨村误于高丽医生之手。段名其澍，为西北军中少数出身正统军事学校者之一，与冯玉祥发生关系亦极早，曾任其总参议有年，在一般高级将领前甚有威信，人咸以待刘骥、王瑚之礼待之。

据余所知，段在冯前之地位极其特殊，一言以蔽之：冯对之颇示敬重，礼遇远在待刘郁芬、李鸣钟、张之江、鹿钟麟等之上，惟从未给以部队，亦未委以实权。终其生，段只一高级幕僚耳。

冯对西北军中人，向有一不成文之惯例，即礼遇文人，而严待军人；但又重用军人，而闲置文人。段虽出身军人，而冯独以待文人之礼待之，绝未对其叱咤喝令，而始终亦未对之真正重用。反之，当冯在北洋军中初建系统时，段之地位已高而尊，宋哲元、韩复榘、吉鸿昌、孙连仲者，均或为排长，或为列兵。而不数年间，均飞黄腾达，各统大兵，昔日为冯所尊崇之段其澍，虽仍尊崇如昨，而始终未获机缘独当一面，或总领师干。所可慰者：冯对韩、宋、孙、吉之辈，呼来挥去，犹马弁之不如。彼辈之位愈高，而冯对之辱挫亦愈甚。辱挫后面不改色、口无怨言者，立有升官之望。据闻：冯尝沾沾自喜，独得李合肥当年用人之法门。在李门下者，不为李以“贼娘儿”诟之者，无升迁之望也。

是故冯于王瑚、薛笃弼、何其巩、余心清、黄少谷之流，礼貌远在待高级将领之上，而王之地位尤其特殊。人云：冯以作伪为能为乐，故以师事王，盖王之作伪功夫，炉火纯青，冯所自叹不如者也。冯以为苟能学尽王处世为人之术，则君临天下、四海归心之期，指日可待。

对薛之态度，则介于客卿与部下之间，呵斥之时与礼遇之厚，不相伯仲。而于何、黄、余之辈，则纯以部下视之，发号施令，如对牛马。然仍远优于对高级将领。后者被罚立正、罚“两腿半分弯”、罚“跑步若干圈”者，几如家常便饭。有时且“罚跪”、“罚自打嘴巴”，甚至于“打军棍”也。

段雨村则始终未蒙如此待遇，故在军中目为异数。相传段曾力谏冯发动中原大战，冯虽大不悦，亦未怒形于色，仅在段前，忽以细故，罚打一随从副官军棍四十耳。段闻弦歌而知雅意，遂绝口不谏矣。

冯败后，段即寄居燕京，不再返其安徽原籍。仅以西北军耆老之资格，由宋哲元月月致炭敬若干耳。

冯向不准其部下公开蓄妾，段则独为例外。中原大战前，已拥有妻妾三人，而名之曰：“家乡段太太”、“北方段太太”、“南方段太太”。后二者及其子段春霖（春字或有误），皆为余之病人也。

奉冯命刘、陈联婚

时，西北军中另一耆老陈某，陈为清代拔贡，向在军中为冯讲解孔孟之道，颇为冯所尊重，居然准其留辫，以示“敬老尊贤”。陈为福建人，其子陈琢如，号璞章，留学日本士官。归来后即任冯之高级幕僚。冯败后，幼陈亦居燕京，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高级顾问之职。

幼陈之次女，极富美名，余亦见之，风姿绰约，有古美人风，果绝世之选也。余闻人言：徐永昌、潘复、袁良、何其巩等，皆曾先后为其子求亲，而卒以年龄不当，或派系不同，而成罢论。后由幼陈做主，嫁与刘骥之子刘玉人。刘固西北军元老，而其子则弱不禁风，畏母如虎，殊不足以克绍箕裘。幼陈何以女妻之，颇为其戚友所不解，而独得冯之赞许，曾自南京寄赠礼物若干，丘八诗一首，祝其早早生男，他日驰骋疆场，赶走日本鬼子。人谓：冯对刘、陈联姻之欣然色喜，盖以为西北军之老人，仍以团结一体为重，他日冯之东山再起，或可有望也。

刘、陈结缡之日，段雨村被聘为“证婚人”，宋哲元以次各西北军昔日魁首，均一一亲临致贺，余亦躬逢其盛，得识刘骥其人。以余匆促中之印象而言：刘之外貌，既瘦且庸，颇似京戏中演“末”之角色，予人以《玉堂春》中红袍陪审者之感觉，言谈举止，亦颇乏精明果断之象，何以冯用之为总参谋长，亦一奇事也。

宋母大寿豪门之宴

后不久，宋又在故都为其母举行“七十庆典”，余躬逢其盛，其豪华奢侈，实为数十年来所罕见者。

以余所知：此一庆典，既有委员会总管其事，复有筹备委员会，大事铺张于先。

委员中，复分为若干处：由萧振瀛任总招待，张振鹭任司仪，潘复任提调，林叔言任赏金，常筱川任收礼，郑道儒任总务，雷嗣尚任文书，潘毓桂任警卫，张璧任饮食监督，李显堂任联络，门致中、秦德纯、过之翰分任前院、后院、傍院“总理”，陈璞章任登记，陈继淹任交通，李鸣钟任军界，陈中孚任外宾，管翼贤任报界，冷家骥任商界，萧刘辅瀛任女宾，王××任耆老……此为余记忆中组织之大概，其规模之大，可见一斑。盖每一处之下，均有办事长与办事员若干人。所有职员均配有寿字徽章，下加红绸条，书明其职务与姓名。工人与警卫，亦配有他色之寿字徽章，下加红条。

举行堂会三日，全国京剧名角，均一一应聘登场，花园中虽满布椅凳，而观者如云，仍有满坑满谷之患。后竟采取戏票制度，有贺客仅得一日之戏票者，亦有得二日或三日戏票者。

饮食则为“流水席”，三院内，到处密布八仙桌，八人坐齐，立即开席，于一桌食后，犹觉未饱，可立入他席。饮馔极丰。

贵宾则在东西花厅内聚宴，所食更为丰美。所有菜单，逐日早晚更换，故贺客中举家大小来此坐食者比比皆是。管翼贤告余曰：有与宋家素乏渊源者，亦日携寿联一副，偕全家登门拜寿，礼毕后坐食至晚，次日复携寿联一副再来。是故，宋府寿联之多，寿幛之多，几如山积。

寿堂中，寿字幅高大过人。案上巨烛亦粗如臂。正中且悬有林森与蒋中正所题之匾。林之下款为署名；蒋之下款则自称为“侄”。日方人物中，赠寿屏、寿词者颇不少，对仗工整，笔画不苟，未悉为何人所捉刀者也。

吕咸专程自沪北来祝寿，语余曰：此一庆典之盛，足可与当年杜月笙建立家祠之举相提并论。为求其有过之而无不及，董其事者曾自沪网罗杜门中二三人，为其顾问，用心亦可谓良苦矣。

至于所费之浩繁，自更在意料之中。事后，张恨水告余曰：“此为宣统大婚后，古城中第一大阔事。三日所耗之资，当足敷十万贫民一月糊口之用也。”

据管翼贤告余：此款并不全由愚孝成性之宋明轩出自私人储蓄。各方面人物，均有所谓“报效”。冷家骥代表华北商界，慨赠礼金十万元，寿筵一千席；萧振瀛一人即“孝敬伯母”礼金五万元，此款由何而来，则无人知矣。此外，汤玉麟以戴罪之身，蛰居古城，亦忍痛“报效”一万元。至于陈继淹、冯治安、造币局长吴大业、税务局长宁恩承、北宁铁路局长陈觉生、印花烟酒税局长徐铣、海关代监督谢振纪等，均各赠礼金五千至一万元。即如官产局长常筱川与北京财政局长林叔言，亦各赠五千金之巨。其馀在五千以下、一百以上者，更车载斗量，不可计矣。

秦德纯颇富机谋

综宋在华北叱咤数年，其人品却未可厚非，而建树则除迁葬、祝寿以及驱大刀队乱砍女学生外，甚少可言者。

宋自就任“委员长”以后，甚罕再以军装出现，恒以长袍马褂、瓜皮小帽为其常服，殊予人以不伦不类之印象。而其部属，亦多起而效尤，尤使人见而喷饭。如佟麟阁、冯治安均赳赳武夫也，而身御长袍，颈围丝巾，宛如洋场恶少，而谈吐举止，复如丘八，其不识自量如是者，与强邻折冲之时，自难免贻人以轻视之柄。宋军中之虎将赵登禹，喜峰口一战，身先士卒，裹创力战。而于苟安之后，富贵尊荣，竟沉沦于烟霞之癖。英雄坐困，余深惜之。彼屡请雷嗣尚、丁春膏说余代为“秘密戒除”，而爽约者屡，盖皆临时动摇之故。反观张自忠，虽亦一度成癖，而叱咤之间，立戒无馀，固男儿本色也。

秦德纯虽善哭，而颇富机谋。宋履任后，彼即建议：为安全计，密调二十九军精锐，改任平津之保安队。宋依其计而行。故古城中之保安队，自是装备一新，不再肩负有枪无弹之老式毛瑟，而改为汉阳造步枪与西北军之大刀矣。

《塘沽协定》后不久，石友三等曾在日本非正式官方人物之资助下，一度夜袭平津。驻扎于通州附近之铁甲车队，亦预其事，驰抵古城脚下，发炮三响。讵装备过旧，三炮后炮即赤灼，不能再发，袭城之“便衣队”又仅有手枪与手榴弹，绝非保安队中之二十九军老兵对手。天津之战况尤烈，所谓“便衣队”者，几扫数就歼。古城中，“便衣队”巷战未成，而已伤亡过半，铁甲车亦自动退回原防。故都转危为安，而保安队之损失则微不足道。是故，宋益信秦言，更抽调老兵入伍于“保安队”。

宋部于喜峰口之战，老兵伤亡几半，后又抽调改编为保安队，所余者泰半新兵。宛平南苑之役，宋部未能于战局中力阻狂澜，此或为一重要原因。

余闻人言：二十九军自长城战役之后除刘汝明一师外，馀均久驻近畿繁华之区，斗志大减，而尤以将领为甚。如冯治安即连纳二宠，置金屋于清华园与万寿山之间。其一于新婚不久来余处就诊，气焰熏天，人皆侧目，且遣一马弁入告余曰：“盍先遣去候诊室内病人？嘱其稍后再来。此辈呻吟满室，药臭熏人，夫人不能耐也。”

余叱马弁出曰：“为我上复贵夫人，‘特别号’只予以优先入诊之权，而未予以歧视他人、命令医生之权。我尚无开客厅以待‘特别号’之习惯，倘夫人不耐，盍请便乎？”

少顷，新夫人入，搔首弄姿，若在在皆不惬其意者。处方后，余命护士为之注射，复嗔斥护士曰：“止！吾岂容乱注射乎？容吾与师长细思之。”

余甚恶其“暴发户”之丑态，遂正色曰：“注射与否，决在医生。倘夫人与冯师长欲自决诊疗之法，即请于决定后下令贵师军医，遵命行之可也。”

言讫，余遵令护士导其他病人入诊。

张恨水妙语解“凯旋餐”

是年，日本驻屯军在华北举行大演习。二十九军遂亦做野外演习，以为对抗。宋忽遣常筱川来邀余往观。余辞以冗务，未果。遂与常驱车往西郊，而遇宋、秦、冯，及佟麟阁、门致中、郑大章、赵登禹等人于八大处附近。沿途及田野，遍布二十九军，均依当年西北军之装束，无背包而仅有棉被一卷，内夹铁铲，旁插大刀。而有轻机关枪与钢盔者，仅属凤毛麟角。诸将帅装束亦颇为奇突：宋系戎装，御一高头骏马；与之并骑者为秦绍文，虽佩“武装带”，而头戴西式呢帽；郑大章则戴一军帽，半似斗笠，半似童子军帽；佟麟阁未识何故，仍御便装短衣裤；赵登禹则全身披挂，而于腰间佩一“盒子炮”，下垂红绿绸带，远望如马弁然。常牵余袖低声告曰：“赵真不忘本，处处欲使人知其为马弁出身也。”

余与诸将帅共餐后，即仍与常驱车返城，而始终不解宋明轩坚邀野外一饭之故。事后，张恨水邀余出游曰：“亦有暇去海甸尝一新菜乎？吾当示君以‘凯旋餐’也。”

张云：“演习期间，海甸冠盖云集，北京一大饭庄乃遣厨侍十馀人，于席棚之下大卖其特制之‘凯旋餐’，为将佐者以其为吉兆，多前往食。此餐之配制，颇为别开生面。以韭黄、韭菜与肉丝，外加花生米少许，合而炒之，然后置于‘荷包蛋’上即成，其味亦颇不恶。”

张四顾人稀，乃笑而告余曰：“倭奴君亦知主人配装此餐之苦心乎？倘贵国特工人员得悉此中奥秘，此饭庄主恐将寝食难安矣！”

据张云：所谓“凯旋餐”也者，意在二十九军必胜，日本必败也。——韭黄与韭菜为二韭，与“二九”谐音，故以之象二十九军。花生米又名长生果，“长生”与“常胜”为一音之转。“荷包蛋”者，旭日旗也。蛋在二韭与花生米之下，示日本必为常胜之二十九军所征服也。

余乘兴告以宋邀共餐之事，张哈哈笑曰：“宋明轩坐井观天，日在小人谄谀之中，自视为天下之雄，所部亦已成天下无敌之师。故欲假君之口，以告日人二十九军军威之壮。苟君稍识军事，则易识破其真相，秦绍文等辈必阴其奉邀矣。”

不二日，余于正金六楼午餐时，适逢行将归国之高桥二郎。渠本业医，而活动异常。偶告余日前常筱川亦曾邀彼至野外，与宋、秦一饭，道经二十九军演习之地。

余探之曰：“其意安在？”

高桥笑曰：“无他。盖欲我为其二十九军之神武，向武官处做宣传耳。实则，武官处又何必待我传话？我不需媚武官处以购三餐，殊不欲与萧振瀛之流争功也。”

余亦告之日前遭遇，相对大笑而别。

相士善于相气

是时，余尚未婚，亦未识吾妻。每年冬夏，各休假数周，或遨游各大名山，或东渡一访故旧，无牵无挂，如野鹤闲云，信可乐也。

余之得游庐山、黄山、莫干山、泰山、西湖、大明湖、瘦西湖、玄武湖、巫峡、峨嵋山等各大名胜，均在此时。得识张善子、陈半丁、吴昌硕、傅增湘、黄伯度、太虚法师、班禅额尔德尼、金梁、法尊上人等，亦均在此时。

与余偕游者，时为丁春膏，时为何遂，后乃有彭涵锋。

彭君名乐韬，北方人，一相士也，以此结交显达与大户，遨游南北。彭虽为术士，而江湖气极淡，又烈性直言，深洽吾意。故常与偕游，观其臧否人物，丝毫不加假借，每使权贵大贾与名流面红耳赤，手足失措，亦假中消遣之一道也。

彭自云：幼年逢一黑而且瘦之道人，既精技击，复精相术，数年尽得其传。其相术大异寻常，不以五官四肢为重，而重在其人之“气”。于相“气”之外，又有所谓“外应”。倘有疑难时，仅观“气”不足以为圆满之解答，则须小坐片刻，以待“外应”。举手投足之间，偶有一事触发彭之灵机，即为“外应”。片言只语，往往有中，诚可异者也。

彭告余曰，自谙相术后，以年少气盛，尝于市肆邂逅一富户，请彭谈相，彭哂之曰：“汝有龟相，家有龟丑，何必再哓哓谈相乎？”

富户怒其无礼，欲挥以老拳。彭曰：“如不信，盍立返尊府一视？赠君绿帽者，当仍在绣房中也。”

富户家固多小星，半信半疑，兼程驰返，果于榻上获一美男子，遂并其宠姬而杀之。彭乃星夜出亡，旋附货轮远航英伦。

滞英三载，事渐寂，彭乃买棹归来，谈相于平津京沪之间，例无“门市”，亦不取酬，皆由人自动馈赠，即无所赠，彭亦了了，不以为意，余以是敬之。每偕游，必使其无食宿旅费之累。是时，彭未婚，豪饮健谈，每于逆旅孤灯下，且饮且谈，不知东方之既白。

“财神”俗不可耐

一年，余以丁春膏之介，得识“财神”之幕友李青选君。李固一枝独秀，出于污泥而不染者也。后余竟以彭之故，一度为“财神”公馆中之座上客。

吾于“财神”之业迹为人，耳闻已久，拜识荆之后，益觉其俗不可耐，充其量一刘景升之材耳。虽其山西腔英语不绝于口，而哓哓自炫为山东孔丘之支系，其言无味，其情可悯。而其诸雏，趾高气扬之状，尤较彼恶劣万倍。其妻虽徐娘半老，而浓妆艳抹，香气逼人，所谈者亦十有九句为英语。见客时，且有洋犬一头，随侍其侧，此“夫人”时或与客交谈，时或对狗独语，时或呼仆欧至有所指斥，一意孤行，旁若无人，有如村妇。此种作风，于国际社交场合上，定必为人人所不齿。余固不解：喜剧人物如此公贤伉俪者，何以竟能于一文明古国、风化之邦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岂浩浩中土真已才尽乎？

彭涵锋曾遍相财神老幼，而于相“夫人”时，言特犀利，诚不可不记。余忆彭当时以英语告之曰：“夫人为罗曼蒂克型之人物，故一生中之需罗曼蒂克，如鱼之于水。”

夫人顾“财神”而颔首笑曰：“汝闻相士之言乎？彼真知我者也。……但我今垂垂老矣，先生观我，岂仍有罗曼蒂克之可能乎？”

彭沉吟未答，以须待“外应”为报。维时，座旁一波斯猫，咪咪之声不绝于耳，颇为恼人。该“夫人”连连抚之曰：“睡休，睡休。”

而猫则抗声而嘶，咪咪更盛。彭忽拍案而起曰：“外应至矣！——夫人虽不欲再罗曼蒂克，亦不可得也。盖猫者为苗一音之转，今猫不欲睡，是夫人之‘苗不寝’也。”

“财神”府多艳闻

“财神奶奶”闻后，搔首弄姿，喜形于色。余始终怀疑彭为借题发挥，盖京沪一带消息灵通人士，人人皆知：身为××署长之吴××，×××××局长之“宫保世家”，悉在“公馆面首”之列。故二人虽屡行不法，而能化险为夷，青云直上，皆善侍“奶奶”之功也。

“财神”虽对之视若无睹，然于艳闻之制造，亦斤斤不敢后于其夫人。上海××局长乔××，娶妇刘氏，伉俪均为“铭×学校”毕业生。刘肥而艳，遂得“财神”青睐，乔××亦以是超升。“财神”之左右咸知，“财神”于全国税务，极少过问，而于上海税务，则事必躬亲。每有咨询，必命驾乔府，面谕乔局长赴京或赴杭洽理要公，然后与“局长夫人”尽兴盘桓。是故，乔之劣迹虽不在吴、盛之下，而升为××署长或×部司长之呼声，亦最高。

一日，上海海关监督靳巩，邀宴于老正兴，室有金鱼数尾，绿毛龟一头。靳忽指龟曰：“乔××兄，别来尊夫人无恙否？”举座皆大笑。

俄顷，半醉之靳巩，复顾“宫保世家”大声赞曰：“吾兄齿白唇红，日胜一日，岂公馆中之水土有以致之耶？”

“宫保世家”大窘，嚅嚅而已。彭为其看相时，亦直言其一生际遇，端赖“旁通”二字。彼闻之更窘，未能终席，抱头鼠窜而去。

靳谓彭曰：“先生真神人也。此兄生母，原为宫保夫人梳头婢，夫人病时，通而有孕，遂纳为妾焉。此亦‘旁通’也。而此兄本人，复与‘财神奶奶’相交甚契，更极尽‘旁通’之妙矣。”

未几，靳即以“另候任用”，而失其官。宫保世家与吴××、乔××则更蒸蒸日上，大显神威于“财神”之府。

丁春膏清风亮节

除靳巩外，余至友丁春膏，为丁宝桢之曾孙，以节操自励，激浊扬清。于“宫保世家”与吴、乔之流，犹不假辞色。一日，财部税务司长高秉坊，宴余等于锦江川菜馆。丁、吴、乔与“宫保世家”均在座。宴后，丁笑顾余曰：“倘我知高春如亦请乔、吴、盛之流，必不来也。有此诸公在座，真可谓龟兔同笼矣！”

席间，“宫保世家”颇欲与丁攀结，尝谓：“吾于令曾祖丁宫保之严正，耳识久矣，亦有轶事可得闻乎？”

丁淡然答曰：“先曾祖无他，惟刚介不阿，见贪赃枉法者必杀，淫人有夫之妇者必杀，寡廉鲜耻者必惩，裙带关系者必黜而已！”

三人默然者久之，终席未能成欢。宴后，林青选阴谏丁曰：“兄不畏此三人，独不惮奶奶与财神乎？”

丁哑然笑曰：“我家文诚公，所遗于后代子孙者，非百万家财，惟正义感与强项二事耳。”余闻之肃然起敬，自念中土士人之清风亮节，真他人所不可望其项背者也。

冯玉祥欺世盗名

是时，何遂任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蛰居金陵，郁郁寡欢。值余与丁、彭过访，大喜过望。置酒高会，联袂游湖，席不暇暖。一日，忽于鸡鸣寺逢冯玉祥，方与方丈娓娓叙家常。何、丁二人皆曾为冯驰驱，而后皆弃冯而去，相见之下，百感交集，彭则于寒暄后竟不顾而去，始终与冯周旋者，唯余而已。事后，彭告余曰：“君亦悉三国人物否，而今吾见冯焕章先生，始知其人貌似刘备，才如孙权，而志比董卓，诈如吕布，运只袁绍耳。”

何、丁二人，亦于冯之伪善终日、欺世盗名颇为不齿。何且告余曰：冯之讴歌王瑚者，即因王之伪善功夫，犹胜冯一筹。王之为人，所谓满口“礼义廉耻”者也。

未几，又逢鹿钟麟于玄武湖。鹿固西北军宿将，口碑颇盛。何遂告余曰：“我自随孙岳与冯合作以来，所见多矣。人皆谓鹿为大将才，其实谬矣。鹿虽有过人之材，而乏男儿骨格，侍尧则吠桀、侍桀则吠尧之人也。”

据何云：鹿之能得蒋、冯欢心，除能曲意完成任务外，厥在表现绝对服从。鹿每接冯电话，辄起而立正，不至话毕不敢“稍息”。虽在大庭广众之间，亦不稍易。此点最合冯之心理。盖其他高级将领，如孙良诚、张之江、刘郁芬、韩复榘、宋哲元、梁冠英、石友三、孙殿英等，均仅于开始讲话与话毕时，立正一刹那以虚应故事耳。

而鹿于见蒋时，蒋每一发言，鹿即自座上跃起，立正听话，遂致蒋与之交谈时，半数以上之话语厥为“请稍息谈话”、“稍息”，故愈谈则蒋对之印象愈佳。

权贵多避暑颐和园

一年，余殊不欲远游，遂在颐和园中赁屋避暑。

时，颐和园之管理所长为许某，其先祖与丁宝桢有亲，故余友丁春膏呼之为“许表叔”。颐和园以经费短绌，乃辟屋自“水木自亲”、“谐趣园”一带，高价按间租赁。一时，北方权贵，在西山无别墅者，不欲赴北戴河或庐山避暑者，皆争先于昆明湖畔觅一枝栖。

余所得者，为乐寿堂后殿之房二间。初以为“偏房”，而许所长告余曰，园中老人云：慈禧息驾于乐寿堂时，是屋即为总管李莲英下榻之所。屋内有古式木床一具，极其堂皇，窗户与壁间，全由郎世宁之画与张百熙之字所点缀，亦间有其他翰林“恭楷”之作。近殿门处，有一假壁，凡十馀格，每格均有小型之“中堂”一幅。许所长告余曰：此皆历科状元之墨宝也。惜余不文，仅叹赏而已，其姓氏则今已不复记忆矣。

许所长举家居于谐趣园之一隅。一日，余往过访，见其幼孙案头有拿破仑式之大炮数尊，形式各异，而构造极尽微妙，诚玩具中之上上乘也。因询以何处购来，许赧然曰：“此园中物也。想亦当年大吏或外臣纳贡者也。”

许告余曰：“如此物者，浩如烟海，前人无簿可稽，后人遂亦了了从事，盖一加追究，则惹是生非，必致引火烧身也。”

言讫，许复开一橱以示余，其中有鼻烟壶数百具，形式殊异，极尽奇巧，而询余曰：“苟有所喜，取之可也。”

余逊谢之。许曰：“来此园中者多贵人，小住后多欲携一二‘御物’归去，以为炫耀。是故集园中无数之鼻烟壶及他种零星杂物千数百件于此，供人求取。否则，权贵一怒，园中之经费更绌矣！”

余闻之黯然，遂电邀林叔言来园一饭。林时为财政局长，左右逢源，长袖善舞。席间，除林与余之至友丁春膏外，惟许所长一人在焉。林立允嗣后经费当按月照发，绝无减拖之理。事后，林之夫人“格格”告余曰：“许以大白玉如意一枝、‘雨过天青’盆四具，及其他零星古物十二色，亲送林府，以为林寿。”余闻之，惟拍膝嗟叹而已。

余在园中颇不寂寞，盖左顾右盼皆一时权贵也。计有王克敏、王揖唐、潘复、冯治安、刘骥、高凌、陈琢如等人。而余友丁春膏与溥二爷，时亦寓园中。每日三餐，均于“石舫”食之，利其便捷也。而每日三次，古城中之“信远斋”，复遣专人以自行车，送各物至。自冰块、汽水、酸梅汤以至各式点心，均可予取予求。余于离园前夕，且曾自丰泽园订来酒菜三桌，以飨许所长以次诸友。

余寓园中时，得晤昔日宫人甚多。所可异者，不直于慈禧者竟绝无仅有。光绪则异口同声，尊而敬之。独于李莲英，毁多于誉，崔玉桂与小德张之流，则更毋论矣。

一日，管翼贤偕张恨水来访，余告以所见所闻，管云：“是矣。妖婆慈禧移海军费六千万两以建颐和园，诚上上策也。故今日仍有此园在，以供后人享乐，倘以之购船购炮，则早已沉海底矣！”

余闻之惘然莫知所对。

萧振瀛害死爱国青年

一日清晨，丁春膏忽来访余，并邀余立即入城参加营救一爱国之二十九军青年军官艾君。

艾君名军符，四川人，曾在刘湘部任机枪连长。九一八后北上投入何遂之第五十五军，以战功升到团附。五十五军解散后，何以与其姑舅有旧，介于宋明轩，遂在二十九军任团附。艾平日以誓死抗日自励，屡兴髀肉复生之感。而目睹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之沉迷于名利声色，尤深愤慨。一日，萧振瀛偶至三十八师防地巡阅，复由副师长李文田陪同，召集团长以上官佐谈话。萧固以“旋转乾坤”自命，谈话时亦就此旨大加发挥。凡有言战者，皆厉色斥之，艾君为之大恚，愤然有杀萧之意。

自是，艾即数度请假赴津，侦察形势，欲向萧伺机下手。更频频告其僚属曰：“二十九军中人，言论如郑孝胥者，萧较郑尤可杀！”

不图有军官贡某者，与萧主办之“军衣庄”经理为至戚，竟向萧告密。萧亦立胁李文田以“教唆兵变”之罪，将艾扣押，欲以“军法从事”。

何遂之家属，是时仍在古城，闻讯后立加营救，未果；遂转托丁春膏为之缓颊，贷其一死。丁虑力孤无济于事，复求助于林叔言、郑道儒、雷嗣尚、秦绍文等，而此四人咸恐开罪萧仙阁，频顾左右而言他，丁愤甚，乃决请求余相助，盖宋、萧皆余之“病人”也。

几经波折，始定谳为“打军棍”，撤职与递解回原籍。——及艾君重复自由，双腿已残，盖于定谳前，萧已贿人以夹棍等私刑炮制之矣。余虽极力为之医疗，而筋断骨折已久，实乏回天之术。

一夕，艾突来告别云：“明晨当束装返里，大夫遇我殊厚，报恩惟有俟诸来世耳。”余欲馈以川资，艾拒而不受。但云：“倘大夫必欲有所见赐，则请将案头之白兰地与我，足矣！”

余遂赠以金星白兰地二大瓶，互道珍重而别。

次日午后，丁春膏忽电告余：适接管翼贤电话，警察发现艾君吞枪自杀于碧云寺山头，管固知丁曾翻江倒海以救艾于死刑者也。

余闻言后，与丁君咨嗟者久之，而余等卑视萧振瀛之心理，自是更甚，而此一爱国青年，亦从此长埋异地，抱恨终天矣。

萧振瀛贪污有术

萧振瀛之为人不堪，非仅在于其谋国不忠，利禄熏心；即对二十九军而言，亦极尽盘剥利用之能事。外间惟知宋、萧关系亲密异常，而不知二十九军之军需供应，实握于萧之手中，萧既好货，又善渔利，故军需项下所盈馀者，向在他人之上，而宋亦以是视之为股肱。

萧在军需处，虽不负任何名义，而有实际掌握之权。其内弟刘某，即为其代理人。而另一内弟刘某，则为萧所办之军衣庄经理。此外萧尚在津、保、石家庄等地，开有“粮号”、“钱庄”，专务二十九军之营业。

全军所需之军服与军粮，扫数由其“军衣庄”与“粮号”包办。二十九军各部每季多馀之军服，由其“军衣庄”贱价收买，然后再于下季，作为新军装高价卖与二十九军。

军粮方面，更有“搀沙”、“搀石”、“加水”等法门，以达“以少报多”之目的。然后再将节馀之米，按市价售与其他粮号。

凡此种种贪污舞弊情形，均系艾君于折腿后，娓娓告余者。且各军衣庄、粮号、钱号，均有铺名与地址，以及经理与萧间之关系，故余确信，艾君所言者绝非虚构也。

艾君亦告我：军中有一自编之《数来宝》小调，纯以萧振瀛之劣迹为题材者。文曰：

好老萧，法力高，喝兵血，吃兵膏，

要大米，要钞票，干爸爸，东洋佬，

见狗头，气难消，请过来，吃一刀！（#章名结束#）

由此可见当时下级官兵对此公憎恨之程度。宋明轩虽亦颇有所闻，惟以萧为之聚敛者，较任何军需处长为多，故仍重用之如昔。

萧于西北初期，曾任五原设治局局长，以善于就地筹款，见知于冯玉祥。中原大战后，萧复代表韩复榘与宋哲元向南京输诚，遂大逞其左右逢源之欲，盖彼一面向韩、宋取得充足之活动费，另一面又接纳南京所出之津贴。韩、宋收编时，萧已宦囊充裕矣。

宋被任为冀察政务委员长后，萧颇以“刘邦”视之，而自诩为萧何。时，北方尚有闻“委员长”三字而立正之风气。此“委员长”，自系指蒋介石先生而言。

萧乃力创另一风气：呼宋明轩为“委员长”而不冠之以姓，而呼蒋先生为“蒋委员长”。从此以后，北方谈“委员长”时，即仅指宋而言。

余殊不欲臧否人物，惟于萧之流，则实耻与为伍也。此君遇余优礼有加，又毫无私怨可言，并曾三致其“祖先三代帖”于余，欲为异姓兄弟，余始终坚拒之，而萧仍故示亲密，对余之优遇不少衰。林叔言告余曰：“萧自诩为日本通，能玩弄任何日人于股掌之上。而君以一介医生，始终不肯对之就范，伤彼之自尊心深矣。故彼不惜委曲求全，再三欲与君结拜也。”

余答曰：“我家世代相传之做人原则，厥为‘守正不阿，扶正排佞’。此君之为人，实非君子之流。交往已难，遑论结拜？况此君幸晚生数十年，倘遇我高曾列祖以及老父，则必将以武士剑教训之矣！”

张学良逮捕丁春膏

前方战事甫停，张虽对徐庭瑶部无可如何，惟立即对何部采取行动，以“军纪不良”为理由，派万福麟、何柱国、缪澂流等部，将何部包围缴械，取消其番号。其时且远在方振武与吉鸿昌被中央解决之前。何被解决后，已成一光杆之中将，遂由蒋委员长任命为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从此长驻南京矣。

是时，《大公报》之态度，已愈趋倾向南京。张季鸾在蒋委员长心目中之估价，亦已开始上涨。故张每自津来故都，即有长驻东车站专伺要人来往之侦缉队“眼线”，电告侦缉队长马玉林，派人跟踪，以便向张少帅转报其活动情况。张亦安之若素，有时且回顾跟踪者，大声谓曰：“为我转告马队长、鲍局长：今晚我在韩家潭请客，有空请来坐坐。”跟踪者每为之狼狈万状。

余友丁春膏君时任中法储蓄会副理事长，每须赴沪与理事长李思浩、另一副理事长邓某洽谈会务。孰意竟有宵小，向张造谣，谓丁受南方之命，欲在故都设立秘密电台，报告张之动向。张大怒，乃下手谕警察局长鲍毓麟，密令侦缉队包围丁寓，再由宪兵司令邵文凯、警备司令王树常调集军警宪探五六十人，黎明前逾墙而入，如临大敌，四邻骇怪。除将丁逮捕外，更大肆搜查，将所有来往信件，均一并没收。更留侦探数人，驻守丁寓，借以监视其家属活动，幸电话尚未切断，故丁仍能向各方友人电告乞援。

是时，华北局势极其复杂，各人多不愿多事，以免引火烧身。河北省工商厅长吕咸、民政厅长孙奂，虽与丁交厚，亦畏张迁怒，不敢出头，惟嘱丁夫人请余与美人福开森，共同设法营救。

邵文凯、王树常全家，均为余之病人，故余乃立即电此二人，愿将丁保出。二人以逮捕之令出自少帅，无权任其保释。余又请其设法将驻守丁寓之警探撤去，以免扰乱丁家之正常生活，二人亦借口不允。余乃请其准丁家之全部家属暂迁我处，如有逃逸，唯我是问，在丁未定谳前，亦请加以优待，并告二人：已嘱天津日友向东北之元老派进言，请代为丁说项矣。余又致电于学忠，请其为丁缓颊。于为东北军中头脑较清醒之人，故余与之颇稔。沈阳事变后，为全军中唯一“经得打”之部队，故虽非“奉军”嫡系，而勋位日隆。

天津日人秋山君，虽无官方职务，而长袖善舞，尤善于在幕后安排处理，所识之中国权贵，多不胜数，而其为人，亦颇义侠。兴来时，一杯在手，娓娓清谈政坛秘闻，实足以消遣解闷，故余与其政见虽不大相同，而交谊颇不恶也。

秋山得余讯后，果立即向东北之元老派疏通。邵、王二人亦碍余情面，允丁之家属暂迁余处，以免骚扰。并亦训令公安局长鲍毓麟：于局长办公室左边一斗室中，设立“优待室”，拘留丁于彼，衣被饮食，均可自外送入矣。

王询曰：“君意丁决无他乎？”

余曰：“愿保丁决无他，我有数友亦可协保也。”

余携司机驱车至丁寓，迁丁夫人、丁之孀妹、孀弟妇、丁子、丁女、甥男女、侄男女，大小九人于余处。自是，丁之友人，始敢来见，亦多只嚅嚅慰藉而已。独张季鸾、管翼贤、张恨水三人截然不同，季鸾与翼贤分嘱各报，慎勿发布消息，以免事态扩大，将来无法小事化无。恨水则亲为丁夫人属稿，致函质问张少帅，何故无理捕人。

是时，丁家老小，涕泪纵横，如待烹之羔羊，睹之惨然。余与丁有金兰交，更觉赴汤蹈火，义不容辞。乃与福开森君密约：倘丁不幸定谳，势必罪及妻孥。则我等与秋山三人，将分任护送丁家九口出险之责。福君虽已老迈，而热心过人，特过余处，与诸稚弱言欢久久，至深夜不去。

次日晨，王树常忽来电云：“刻有要事相商，请即命驾来我处一谈。”

余意丁必有不测，乃分电福开森与秋山，然后驱车访王，丁夫人前则秘而不宣也。

至王处，公安局长鲍毓麟已在座。王询我曰：“君与丁素稔耶？”

余曰：“然。我二人结拜兄弟也。”

王长吁曰：“若然，则君可书一保状，我亦可交还丁于君之手也。”

余大喜过望，立书保状。王更曰：“吾召鲍局长至此，即欲伴君前往迎丁也。”

途中，鲍告余曰：“此番纯系误会，有小人密告耳。丁之所有信件，均经检查，无一可为罪证。故少帅恍然大悟，立下手谕释之。”

事后，少帅且借“节礼”之便，请人赠丁高丽参数两，名贵皮裘一袭，聊表歉意。丁欲璧还，其友人力阻之。

未几，秋山君告我：向张少帅辗转告密者，乃二十九军总参议，驻故都代表，吉林人萧振瀛也。

余询丁：“你识萧振瀛其人否？”

丁曰：“我之结拜兄弟也。中原大战时，韩复榘向中央输诚，以萧为代表，而实借我以与孔庸之联系。萧虽小有才，而狂妄自大，自认助韩倒戈，为不世之功，此后非部长一席不能酬其劳勋。并托我向孔转致此意。孔虽虚与委蛇，而实未为之说项。萧未得官，乃迁怒于我，谓系我在孔前破坏所致，自是，处处为难，且每在人前大言卖弄曰：‘大义灭亲，古已有之；何况结拜者乎？’”

事后不久，邵文凯召余宴，恐亦聊以补日前未能相助之过耳。席间，亦告余：“妈拉巴子，老是萧仙阁那小子一个人捣的鬼！小兔崽子真不是人养的！”

自是，余遂对萧振瀛其人至为鄙视。不图此君又于天津市长任上陷害丁君，首向日方，次向宋明轩，诬其为南方私设电台，秘密通报。日方是时情报灵通，立悉其奸，未堕彀中。而宋明轩竟赫然震怒，始有命潘毓桂捕丁钉镣之议。后以秦德纯转述林世则之言曰：“捕丁之谣，已入于某日籍客卿耳中。彼大笑谓余曰：丁有电台之说，日人似早有所闻。倘日人至今未对丁有所行动，是证明电台之说全属无稽也。”

宋闻言以为是，萧之计遂不售。

冯玉祥“贫”，李德全富

陈、刘联姻时，段雨村身为证婚人，又以此机缘与西北军旧雨，除韩向方、鹿钟麟等人外，倾巢重聚一堂。于是，连日高会，酒宴连连，且有花酒不少，殊违冯玉祥先生所标榜之西北军精神也。

而未几，段以血压素高之故，亦辛劳成疾，一病濒危矣。

陈琢如君之元配，原籍小站，人亦爽快，由丁春膏、林世则诸友家属之介，向为余之“病人”。曾告余曰：伊女成婚时，冯玉祥先生亦远道有所馈赠，首附银行礼券二百元一纸，缀以小简，大意云：“我的银行存款，从来没有超过五百元过，现在只有四百元。今送上两位二百元，作为建立新家庭之助，还剩下两百元给我冯玉祥老夫妻当棺材本。”

此外，更有喜联一对，措辞尤为新颖奇突。上联曰：小两口快快活活，千万别忘老百姓；下联曰：多养儿子好当兵，一定打倒小日本！

冯虽为陈门两代上司，而仍不理于陈妻之口，此妇心直口快，原籍保定，故冯贱时之事，均为其所素稔。伊之子，乳名乖乖者，自幼即为余所医护，幸喜健逾常儿，故伊于余极其信重。尝语余曰：西北军中之美以美会教士，有一华人于博士者，甚得冯氏夫妇青睐，于是亦盛赞冯夫人李德全热心会务，仗义疏财。某次天灾赈款，李且慷慨解囊千馀元之巨！故教会中外人均云：“目冯为赤党者，大谬矣！彼之赤盖染自彼热诚之血也。”

以是，陈妻惘然问：“假若先生若是之贫，而其妻何以若是之富也？”

土肥原曲意逢迎反日人士

段雨村罹疾后，中医屡治无效。孔伯华且谓其“数斧伐树，油干灯灭”，人力无可挽回。其“南方太太”遂力主延一号称为“日医”之高丽医生金某，为之急诊。一时针药并下，病遂不治。而该高丽人实乃一学医未成之败类也，虽曾于易箦前三度出诊，仍瞠然未知段究患何病也！

段死后，燕京一小报首倡“日医毒杀抗日军人”之说，不旋踵即此呼彼应，满城风雨，所有与西北军稍有瓜葛者，虽大病欲死，亦对日医裹足不前，盖该小报力称：“段为西北军名宿，又富抗日思想，故日医杀之以儆众也！”

最可笑者，萧振瀛、潘毓桂、高凌、张璧之流，平日接近日人惟恐不密者，今亦突告失踪，避不敢见日医之面。余友秋叶医生语余曰：“日前途经平津公干之土肥原君，曾于正金大楼与之同席。宴间谈及此一传说，土肥原哑然而笑曰：‘此辈报人亦轻视我土肥原者流太甚。欲暗杀，何必假手医生？余与段素无恩怨，何必杀之？而萧、张、潘之流，笼之犹恐不及，天下岂有杀狗之猎人乎？’”

此语余虽未亲闻，而深信其必出土肥原之口，盖此君虽大不理于华夏政坛人物，而日人中稔之者皆悉谓其为一善与华人交之可人儿也。彼于华人中之媚日如萧、潘者，则亲而不尊；而于反日者，则敬之谄之。当时，张季鸾在《大公报》持论颇烈，余闻土肥原每日必读其社评，且时时转托华人代向张君力赞：“某日某论高明，即土肥原亦五体投地！”复伺张之寿辰，专差送上特由飞机运来之陕西土产、“秦腔”唱片，以及新自三秦名胜拓来之碑刻，冀博寿翁一哂。张亦亲告余曰：送寿礼之名刺上，居然自谦为“晚土肥原”，其拉拢之苦心，可见一斑。

是时，管翼贤亦以反日言行见称于华北读者中，土肥原每伺机缘，竭力笼络。余尝闻人言：土肥原知管妻邵挹芬在大栅栏之“瑞蚨祥”与“东升祥”购买皮货与衣料，遂在两处各储银数百，每值管妻选购毕付账时，账房即趋前揖谢曰：“土肥原君已代付久矣，并令转告：‘此乃小意思，务请夫人与管先生赏脸！’”

主《京报》者，为邵飘萍之遗孀汤修慧，素与西北军人物关系密切。冯一败涂地，伴食金陵后，邵之报仍被视为冯系喉舌。值《京报》创刊若干年纪念时，纪念特刊之首页，赫然有冯之题字曰：“邵汤修慧女士，你一年到头，跑来跑去，到底要跑到什么地方去呀？”

立意新颖，读之者咸莫知其何出此言，而《京报》居然置为篇首，关系之亲密可见。余闻土肥原君每值此纪念刊出版时，必请人多方化名，登载大幅人事广告，不计费用。事后付账时，则由彼以支票一纸，全部付清。而支票下方，则赫然署名曰“土肥原”也。日久年深，汤女士对之，亦不如前此之厌憎矣。

即如无报无势之文豪如张恨水者，以其嬉笑怒骂频频，土肥原亦奉之惟谨。在张以抗日义勇军故事写入其《啼笑因缘》续集后，更变本加厉，力图得其好感。张语余：土肥原曾请人携张著之《春明外史》与《金粉世家》各一部，婉恳“赐予题签，借留纪念，以慰景仰大家之忱”。而张固傲骨狂士之流，居然改赠以《啼笑因缘续集》一本，上题：

土肥原先生嘱赠

作者时旅燕京

来人大骇，谓张曰：“君何故欲触土肥原之怒？今日与此辈为敌，独不以妻儿为虑乎？”

张笑曰：“土肥原有来恳我题签之雅量，即有任我题何签，赠何书之雅量。否则，王莽谦恭下士之状未成，而反为天下读者人笑也。”

后，土肥原果又请人向张致意，力赞其“描写生动如画，真神笔也！”

据闻，当宋哲元为母庆寿时，土肥原仅饷以阿历山大大帝时代之欧洲名瓷盆一具，上布桂圆三斤。事后，宋府只留瓷器，桂圆与一般水果糖食之处置相同，概由寿堂负责招待员工分润。不图竟发现此盆中之桂圆，实皆系金皮而空心者。当时，幸有刘玉书、戈定远在场监视，当即悉数转交“宋委员长”。至是，人始大悟：土肥原假以仅赠瓷器一具，桂圆三斤，为宋母寿也。

土肥原于华人中之翘楚，曲意逢迎，犹不足奇。奇在彼虽不在其地，不在其位，而仍念念不忘，送礼如仪，实难得也。而由此亦可证其志不在小。

日人侵华之三派

犹忆一日余友丁春膏君招宴，余适患高热，汗下如雨，本不欲往。而丁兄以在座有一日本外交官，急需一不卑不亢之翻译，故力恳余就席。此一外交官，原任天津总领事，与丁君颇为相得，丁以家资为北伐军在天津日租界建立秘密电台时，此外交官即昼夜加以呵护，数度使其免遭北洋派刺客毒手。惜乎吾于高热中竟不复记忆彼之姓，仅知其以触怒少壮派军人之故，奉调九江总领事。明调暗降，主客黯然。在座者有：李蘧庐、溥心畬、林世则、雷嗣尚、税绍［圣］、杨天授、骞寰驹、李万春、载涛贝勒、孔繁锦（人谓为至圣先师第七十一代孙。岳骞按：此人曾于民国九年至十六年任陇南镇守使，封铭威将军。）……馀则不复记忆矣。能记忆者，皆或先或后，请余诊疗视疾者也。

该日本外交官，颇不直于日本少壮派军人在华所为，而咨嗟无能为力。余自愧除医术外，于政治曾无兴趣，更乏修养，惟有倾听他人高谈阔论而已。

此领事牢骚颇大，初犹能自持，于酒酣耳热中，谈锋愈健，浩然而叹曰：“两国本豆与萁，今之关系如此，真可扼腕！”临行时，更与在座者握手久之，黯然曰：“再见何时？尚望多加珍摄，庶仍有重聚一堂之望也。”

后数周，丁春膏君曾偶语余，一晚，二人在花园内假山旁小酌赏月时，该领事曾告丁曰：中日关系之坏，在日本有志于富强者，咸认为以一贫瘠岛国，欲称王称霸，势非有一硕大难撼之垫脚石不可。于是，侵华遂成定局。其于步骤上，亦约略有三大派之分：一派主并；一派主吞；一派主灭。而外人每混“并派”与“灭派”为一谈，实则误矣。

“并派”之中坚，泰半系外人目中张牙舞爪最甚者。自该领事观之，当属松室、石原、土肥原、坂垣，以至于田代之流。此派主并，故必斤斤较量，以少成多，遂使华方畏之如虎。而所谓“并”者，非视对方为一形同平等之敌体不可，是故又大违急进者之望，疑其动机不纯，目标不明，遂乃到处加以掣肘。

而所谓“吞派”，其口必大张，非至目的物尽入舌上时，不咬不嚼，故外人视之，反认其为温和。派中多元老分子，自更易掩人耳目。

“灭派”喜以雷霆万钧之势，居高临下，一举而歼。短视者遂觉其危险，远不如“但求寸进”之“并派”为甚。其实此派纯属少壮军人与若干新贵，一朝得势，中日关系即不可收拾矣。

该领事自谓不属于任何一派，是故愈益沉沦，非特其个人之不幸，亦两国关系凶终暴卒之征也。

领事临行前，曾与丁君私约：国事苟有天大变化，友情义气仍存于我汝之间。苟日胜，则彼将置全力呵护丁君；苟华胜，则丁君将尽全力呵护彼也。约毕，相与唏嘘。

呜呼，乱世知交，直如危巢之卵。天亦太苛，何令其萍水相逢，沥胆披肝，而又不能令其管鲍之交，全始全终耶？

何遂事母至孝

一日，何遂宴余等于其燕京居处“慈恩塔”下，此塔仿北海之塔，具体而微，矗立于其花园中，盖以寿其老母者也。

塔成后，何屡招宴文人与知友，欢于下，即席赋诗，印成《慈恩塔唱和集》一册，分赠故旧。何虽玩世不恭，迹近狂士，而事母至孝至谨，洵如两人也。

是日，应邀者多至二三十人，且极多显贵。最奇者，何又事先叮嘱各友人，务携其家“千里驹”同来。于是，幼童以至冠弱者，亦达三十人以上。

宴前，何慎而重之介绍一胡×生君于我辈前。胡貌极清癯，身材修长，操南方口音，与何之妻兄陈元伯状极亲密。据何称：胡乃民国元勋辈中人，今已忘怀于绚烂矣。适作此地之游，经何力请，乃允于人前稍示绝技。盖胡自民初后，即以善辨人之忠奸荣辱穷通，载誉于友辈中也。

而胡之看相方法极奇，绝为在座者前所未闻者。盖初则扪面骨，继则扪肩胛，而终之以察视生殖器官！是故，一生相男而不相女也。

方其看相时，于宴席旁设一小桌，而此辈显贵与其“千金之子”，则络绎而前，脱衣解裤，有如检查身体者然。余睹状忍俊不禁者屡，初犹以为何遂玩世弄俗，故以此举，以谑富贵中人者。而陈元伯正色告余曰：二十年来，胡之辨人穷通，无不据此，且有奇效焉。

余虽未请胡看相，而颇以得一“民国元勋”墨宝为快，遂请何代为说项。何亦立命其佣人持一斑竹骨之扇至，胡不假思索，即为题一诗曰：

志在攘夷愿未酬，七月苗格德难侔，

足跟踏破山云路，眼底空悬海月秋。

意马不辞天地阔，心猿常与古今愁，

世间谁是英雄辈，徒使企予叹白头！

字近瘦金体，而落款时龙飞凤舞，姓名几不可辨。其诗出自何代何人，虽富文学根柢如何遂者，亦沉吟莫知所答。

李作滨文采飞扬

后数月，余偶问教于燕京名诗人李作滨（蘧庐）。李思索久之，霍然曰：“余得之矣，此乃太平天国干王就逮后之题狱壁诗也！”

李君文采飞扬，与溥心畬、福开森、张恨水、雷嗣尚、傅增湘等常相与诗酒往还。时，有所谓“辛未年庚者”之一联谊会，在各报以重价征求首嵌辛未二字之对联。在上联曰：“辛苦得来，可大可久。”

久久，应征者中无惬人意者。旋李君于《小实报》上，揭一下联曰：“未雨既足，且耕且耘。”

一时掌声雷动，李之文名遂更噪于人口矣。自经李告以题扇诗之出处后，余于此扇益加珍视，独惜下款太草耳。而胡君亦以狂狷遇世，非特出语时，嬉笑怒骂中杂以参禅之词，且在挥毫后，遍觅私章不得，乃以右拇指纹，按之于下。在题扇中，确属一别开生面之事。

不图于数月后，余复以何君之介，得识一更无与伦比之狂士。

此君胡姓，名鼎铭，贵州人，行八，故于朋辈中号“胡八爷”。其人略矮，而目如铜铃，又患高度近视，面如黄蜡然。而声如裂帛，一语辄四座皆惊，又雄于酒，非数斤不醉，醉辄大呕，呕毕复狂饮。嗜酒如是者，余所见人中，惟雷嗣尚耳。

胡八爷尝不得志于科举，而诗书琴棋，无一不佳，虽游幕为生，而极鄙官场显贵。在周西成幕中时，颇受礼遇。周败后，王家烈招之入幕，亦以宾礼待之。一日，王嘱胡属稿，忘以“胡八爷”称之，而当众率呼之为“鼎铭”，胡掷笔而起曰：“我的上下，只有我家老太爷才能叫！”说罢立即襆被而去。北来燕京，初极潦倒，日惟醉卧而已。后与李作滨结文字缘，得李之介，几于夕夕为中外文友之座上客。而胡之舌利如刀，臧否人物，尝丝毫不留馀地，闻者大快，而受者恨之刺骨矣。

王克敏断袖分桃

一日，王克敏、叶恭绰等亦在座，而主人则为福开森。宴间宾主甚欢，王忽出一小照，遍示座中人。照上王、叶之外，复有一二皖系巨子，而侧立者则驰誉剧坛之一“博士”也。照旁复有人之题咏数则。不意胡睹此照后，忽仰天高声赞曰：“此真龟兔同笼也。”

王闻之大恚，佯顾左右而言他，在座者亦闻之大窘，独张恨水举杯为胡寿曰：“胡八爷此语，当浮一大白！”

“博士”之“分桃”嫌，固素为人所知。而王之“红杏出墙”，则亦向为士人所不齿也。盖王于曹锟时代，屡图东山再起，遂不惜结纳曹之宠臣李彦青处长，甚至于其私宅后园，中夜设宴，命其宠姬侍酒，而王辄故回避。李本一鄙驽之人，遂于曹前大为王活动焉。

人虽不直王之所为，而当面讥之者，当以胡为第一人。胡虽向在南方，能于北洋政客秽闻，洞悉若是，亦可惊也。

此事余闻诸管翼贤，盖管于席上目睹胡之作风后，即决以之介绍于何遂，并笑谓胡曰：“吾今真为君于此古城中，觅得一天涯知己矣！”

胡八爷狂狷耿介

时，张恨水、李蘧庐、管翼贤，均以胡之生计为虑，广为张罗，介于何后，又介之于宋哲元之“文胆”雷嗣尚，亦即西北军中号为“三湘才子”也。复以胡为黔人故，介之于余友丁春膏君，何丁二君复介之于余，自是，何、雷、丁三人，均月致胡所谓“资酒”各数十元，月得二百之数。胡于诗酒雅集中之唱和吟咏，亦均由《小实报》发表，致酬特优。余闻讯之初，亦欲参加赞助，殊李蘧庐甫经启口，胡即勃然而起曰：“余虽典裤，不屑以日本钱沽酒也！倘矢大夫有慨助之意，即请以胡八之名，捐赠东北之义勇军可也。”

其人之耿介，于此可见。一夕，饶孟任邀宴，饶为北洋时代司法界名宿，进而从政，为部次长，涉身于民初一“大案”中。后虽锋芒渐敛，而极具呼风唤雨之功，交游者亦三教九流，无所不具。是夕，余所素稔之友人多在座，而胡八爷适在余侧。闲谈中，余偶询及：“外人如我者，每感汉文典籍浩如渊海，未知目前当以先读何书为宜？”

胡欣然对曰：“吾当为先生择购一二，容日送达府上。”

越二日，胡果悠悠然而至，赠余书一函，谢而视之，则戚继光之《纪效新书》也。

胡稔余既久，疑渐消，遂亦常来小坐，对饮白兰地。一日，风沙颇厉，胡时已微醺，自云起床未久，已拥被尽黄酒一斤矣。

胡身御一裘，而长及于地。询之乃出自丁君所赠，尚未有暇请缝工改短也。是故，移步时，必将袍撩起，绝似京剧中“撩袍端带”之状。而胡且饮且颤，有如不胜其寒者。余怪而问之，始知其体着裘，裘下固一丝未挂。胡且谓余曰：“身上犹可，最难耐者，为吾之双足。先生处既为诊所，何令地气一寒如是？”语未毕，忽又惊呼曰：“噫，我知矣！我来仓促，固未着履也！”其不拘小节，有如是者。

胡固善相术，尤善于温酒中，投无头火柴三五枚，以卜吉凶顺厄。余虽未请其谈相，而何遂与李蘧庐告余曰：胡每谈，辄多中。一夕，雷嗣尚邀宴，在座者除余所夙稔之数人，以及常小川、林世则外，尚有主持冀察方面中日经济合作之张允荣。张为西北军中元老之一，被冯玉祥信任之程度，远在一般将领之上，故为冯嫡系中之嫡系。自与日人兒玉共同负责“经济提携”后，趾高气扬，炙手可热。

胡为座中二三人看相后，张亦力请一看。睹胡之状，似颇轻其人，仅寥寥数语，即住口不言。张又力请之，且语中多“激将”之词，复傲然谓胡曰：“先生适间所言者，识我者皆知之久矣。先生亦能略述一二未为人所习知者乎？”

胡不语之久，忽以手指台上茶壶，高声曰：“奇怪，奇怪！好大一个茶壶！”

语未竟，而张已满面通红，林、常诸人，亦均大惊失色。雷嗣尚等急乱以他语而罢。

事后，余始知张允荣微时，曾于役数月于乐户中，虽非真操“大茶壶”之业，固属“大茶壶”之流也。

张季鸾金漆马桶盖

余所引为异者，胡即对清流如张季鸾者，兴来时亦不稍有假借。一日，张自南方北返，作二三日之游，余辈欢宴之于丰泽园。酒酣耳热之际，胡忽顾张而叹曰：“君有巨笔如椽，固今之班马也，奈何甘为‘金漆马桶盖乎？’”

时，《大公报》之言论，已渐非昔日剑拔弩张之状，而于国策新猷，每多袒护，故胡君乃有此语。

张闻之愕然，而旋即大笑曰：“胡八爷，君真知我者也！”

张亦达人，毫未介怀。且自是每届北来时，以电话邀张恨水与余出游之际，即欣然曰：“此‘金漆马桶盖’也。盍与吾小饮数杯乎？”

一夕，于“胡同”中，一雏妓素不识张，乃把臂求问姓名。张乃以浓重之陕西口音答曰：“我名金漆马桶盖。”

妓大诧曰：“人名皆止二三字而已，岂有五字者哉？”

张佯为正色告之曰：“吾国人名，皆四五字者。卿不知我为日本人乎？”

言毕，顾余大笑，张恨水则几笑至满床乱滚矣。

季鸾为人之诙谐若是，其可爱之处亦若是。读其文者，觉其义正辞严，必属道貌岸然，而实则不然。尝闻彼与王芸生以笔战始，而以“天水关”终。盖报界中人爱季鸾者，固远较憎之者为多，王君则反是。且王虽亦健笔驰誉报坛，而较诸季鸾，则犹以杨度之政论，方之梁启超也。张既于王提携不遗馀力，亦若武乡侯之优遇姜伯约。而姜之不能望诸葛之项背，殆成定论。

以余所知：季鸾于公固极重王，而私衷则不尽如此。犹忆季鸾尝于微醺后，语吾辈曰：“王之可贵，在其好战、敢战、耐战。惟觉荆轲气太足耳。”

意在王之为战，恃其气而不恃其技，每战必以气胜也。

报人既以姜伯约目王，而自拟于钟会与邓艾者，更大有人在。故王之能在《大公报》一枝独秀，实有赖于胡政之特具青睐，胡又于吴鼎昌之前，时出赞王之语，故一时有以扈三娘讽季鸾，而以王矮虎讽王者。盖矮虎虽为三娘所擒，而须臾之间，反成座上娇客，颇呈喧宾夺主之象也。

季鸾为一达人，且其声望之隆，叫座之力，固非后者所可比拟，故亦从不以此种谑嘲为意。而讽之者更从未敢当面言之，惟一例外，仅狂狷之胡八爷耳。

胡八爷胡闹致死

胡以恃才使气，树敌颇众。一日，于大醉后，忽往丰台，探访所谓“黑窟”。“黑窟”者，不肖日人与朝鲜人所经营之“烟馆”也。经理其事者，多为华人。朝鲜人则斜戴鸭舌帽，散立门旁，以为掩护，使警察有所忌惮，不敢掩捕烟客。日人或为馆主，或为股东，不费弹指之劳，只待分肥而已。

“黑窟”中之烟客，昼夜满坑满谷，男女不分，吞云吐雾于陋室之中，破席之上，虽倾家荡产，鬻女典妻，在所不辞。此辈经营“黑窟”之日人，诚属罪大恶极，辱国害人，今日言念及此，犹有馀愤。

胡既入其“窟”，大憎烟客自暴自弃之态，思有以戒之，乃发奇想，大声咳嗽，以浓痰左右开弓，随口唾之，邻近者畏其痰如雨下，稍稍退后，胡以为得计，节节进逼，大有不逐此辈出烟馆不休之势。而席上烟客亦极顽强，左闪右避，不肯起身，胡怒其冥顽不灵，竟向壁上与低垂之天花板上，亦以痰弹射之，使痰做钟乳之状，蜿蜒垂垂而下，故烟客大噪，朝鲜“镖师”亦蜂拥而入，一时拳脚交加，胡亦骂不绝口，须臾间，即为众镖师曳去馆外，而次晨其尸即在丰台外里许之火车轨道间为人发现，且已先遭火车辗过矣。

《实报》记者初仅以“无名男尸”揭载。旋胡之友辈如管、何、丁等均纷觅胡不得，料其必有意外，后乃发现此死者即胡也。管翼贤遣干练访员二人，往丰台暗查胡之死因，遂真相大白，盖丰台“黑窟”虽多，而胡之异行已风传各处矣。

管初拟于报上对此罪行大加挞伐，后又突以不了了之。闻系雷嗣尚谏之曰：“日人正百端借口肇事，一登报，则事必扩大，徒授日人以柄也。倘不以我言为然，盍不先询秦绍文乎？”

秦果力谏管勿登报，其事遂寝。

段雨村酒后论英雄

秦绍文与余有数面之雅，其人洵洵然，大异于西北军中习见之赳赳武夫。犹忆一日徐源泉乘过津之便，来作万寿山一日游。是夕，其乡雨谢振纪监督，欢宴之于庆林春。谢豪于资，豪于饮食，亦豪于风月，故能友结四方，到处逢源。当时在座者中有老西北军之李鸣钟、段雨村、李筱帆，晋军之濮绍戡，老奉军之万福麟，以及王正廷、管翼贤、吕志民等。谢为余之“忠实病人”，无论有病无病，每三四日即一来。盖其生活殊违常规，纵情欢乐之馀，又未尝不时以病为忧也。是故，余是夕亦叨陪末座。

徐为旧直鲁军中大将，北伐期间，曾与西北军及晋军大战。昔日死敌，今日良友，世间事固当如是。故席间宾主尽欢，逸兴遄飞，所谈者又以旧事与旧人新事为最多。言偶及近代人物之臧否，段雨村伏枥老马之口吻，醉后喟然叹曰：“华北目前之关键人物，实仅宋明轩与秦绍文二君也。秦之于宋，犹鹿瑞伯之于冯先生。外似奉命惟谨而行，实则事事先得君心。此二人之所以非嫡系而能被重用也。

秦鹿之流，为最理想之羽翼人材，外方而内圆，故不为其主所忌，亦不为外人所憎。以其外方，故其主所不能为者，彼可为之，而外人亦曲为之谅，而不疑有他；以其内圆，故其主始终信之重之，而不患其有坐大之虑也。”

西北军中人，于鹿瑞伯有微词者，十居八九，余与鹿亦有数面之缘，觉其状若朴直而城府实深，矫揉造作之苦，与冯焕章先生如出一辙。余于王铁珊君虽仅有一宴之雅，而于其“做工”，已有深刻印象，而深觉鹿、王二人之作风，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鹿武王文，诚冯之幸事，苟二人同行，则势必不两立矣。冯之遇此二人独厚，盖在欣赏其“做工”乎？

与段相较，李鸣钟而当属于“讷讷”之流。其人出语不多，而语不中的，谅亦自知，故每于段侃侃而谈时，频频点首曰：“对，对！这是你老大哥说的！”

乍闻之下，殊令人生无从捉摸之感。段于是夕，感慨殊多，而酒量素宏，故言无所忌，大快座中朵颐。彼复谓：“冯先生出身寒微，以‘战将’脱颖而出。故始终于能战之将，爱之而不重之，视之如匹夫焉。而独于惯做‘儒将’之状者，既爱而且重之。此所以鹿瑞伯之能一枝独秀也。宋明轩虽年来自树一帜，而以封疆重寄之尊，俨然以老西北军之大哥自视。而于其用人行事，又多向冯亦步亦趋，是故秦绍文之得以跃居副魁也。”

厥后，李筱帆亦牢骚大发，而与段此唱彼和。此二人认为：当今之世，冯先生有识人之能，蒋先生有用人之量，阎先生有留人之技。一人能三者独兼，则天下必［定］矣！冯先生有识人之能，故能用鹿瑞伯为爪牙，补其不足；蒋先生有用人之量，故能以何、刘、顾之流，充关、张、赵云之数，而始终不黜之去之；阎先生有留人之技，故能使旧部不叛，而徐永昌等，竟归附不去。

余闻此语，陡忆数月前，正金大楼席间，木田君宴松室孝良时，松室对当时中国风云人物之评论。

“中国土肥原”徐元德

松室孝良君，尝任西北军之客卿有年，于冯焕章之认识，颇异常人，而其人于中国文物，亦有其独特之见地。彼常以十六字评冯之为人云：“见名忘义，合久必分，练精用拙，视将如弁。”

前四字论其处世之道，次四字讥其反复，再次四字讥其善练兵而不善用兵，而末四字则讽其“爱将”不足也。

此语亦与土肥原君在华北驻屯军任职时，一夕醉后对冯之月旦评，有异曲同工之妙。彼谓：“冯虽善练兵，但以用兵论，仅为一联队长之材矣。其实，今日华军中身绾虎符，统师数万者，十有八九，较冯且尤等而下之，能指挥裕如之范围，鲜有超出千馀人者。中国无大将材，此乃他日中日战争时华军最大弱点之一，亦为日军可始终保持优势之一大保证。”

语及土肥原，辄令余于无意中忆及另一“中国土肥原”。此君为晋军大将徐永昌之子，年逾弱冠，表字“元德”，衔父命赴金陵就读中央军校，途经故都时，阎百川之机要秘书濮绍戡方衔贾景德之命，有所商洽于宋秦，濮本徐之幕僚，故特为其少主洗尘于庆林春饭庄，余亦在座焉。元德粗黑魁梧，赳赳之貌溢于言表，应对时极为木讷，自道时辄其味津津，席间，颇遗笑料。宴后辞去，濮绍戡顾其背而叹曰：“此君不愧为‘中国土肥原’也！”

余初不解其意，见此徐君后，不禁哑然失笑，濮绍戡谓之曰：“君甫离山西闭塞之地，土头土脑，斯之谓‘土’；君年十八，而体重一百五十磅，斯之谓‘肥’；君之面团团，极具福相，将来军校毕业后，必为一‘福将’，斯之谓‘圆’。是故，余拟以‘土肥圆’一名赠君，以为雅者。”

徐固鲁，而懒闻时事，故于土肥原其人者，居然一无所知，竟对此一绰号欣然受之。每遇他人以“土肥圆”呼之者，亦闻声而应，至是，戚友邻人遂以“中国土肥原”名之矣。

所谓元戎者，有子若是，令人一叹。此君虽未谙世事，而以有父位列上将之故，不久居然以入军官外语训练班矣。

晋军诸将之译名

濮绍戡君虽籍隶江苏仪征，而久为阎百川之夹袋中人物，信任之笃，犹逾晋人。不图未几即忽患神经失常症，时复时发，遂由阎之机要，转任徐之首席客卿，不时奔走于山西与南京之间。

濮君于山西政要之轶闻，了若指掌，尝语余曰：“晋军翘楚中之商震，处世圆滑，善炫善耀之术，实远在善战之上。故一向有‘琉璃蛋’之称。其新夫人杨氏，作风颇似李德全，而精干善贾，二人相得益彰，亦大触山西当道之忌。故商虽发轫山西，而终乃见大用于异域也。又有李培基者，亦以能战称，而每战辄鲜有不败者。复酷嗜声色，非有裙光钗影不乐。谄之者每比之于明朝名将常遇春，盖常如一夕独寝，则奇痛如裂也。阎百川暗组‘长老会’，其心腹皆争先列名。惟于入会时须歃血为盟，又须向阎叩首，一如帮会中收徒弟状。

李入会之前夕，适纳一新侍妾，李嫟之特甚，缱绻终夕，新宠之柳腰，竟为之折。凌晨即急召太原之外籍西医出诊，迅施急救。李虽驱车赶赴入会仪式，已迟到矣。谑之者遂赠之以联曰：‘今晨大将三叩首，昨宵小妾五折腰。’

阎之爱将如王靖国、杨爱源、孙楚、傅作义、赵承绶之流，晋人对之亦颇有微词，好事者常戏改其名为‘王惊国’、‘杨爱袁’（“袁大头”也）、‘孙粗’、‘傅作揖’、‘赵成溲’，亦云谑之至矣。

山西宿将孔繁蔚，在晋军中以‘能战’称。一夕曾于故都语报界记者曰：‘来此时，路过廊坊、杨村，所见者唯饥民与瓦砾而已。’

不图孔竟将‘瓦砾’误读为‘瓦药’之音，而该记者不谙晋语，遂因误成讹，秉笔直书曰：‘……孔氏沿途所见者，唯饥民挖药而已！’

从此，晋中之恶作剧者，遂呼孔为‘挖药总指挥矣’。”

濮君狂疾，既时愈时发，虽频来余诊所求助，余亦以非我所长，爱莫能助。未几，彼遂向徐永昌荐其妹丈陈延晖以自代。陈为丁宝桢幼女之孙，乃吾挚友丁春膏君之表弟也。其先世本系盐商，为江苏扬州之首望。自与丁督攀亲后，子弟始大有书香气也，非复当年“言必及利”之概矣。

一日，陈返燕京，丁为之设宴洗尘，除张季鸾、李筱帆、李鸿文、孙奂、濮绍戡、邵汤修慧、袁良、丁道周等外，余亦在座。席间，张忽笑询余曰：“君亦愿闻所谓做官十诀歌乎？”

余愿闻其详，张即就席上残纸书：

一笔好字，二撇小胡，

三斤酒量，四季衣裳，

五官并用，六亲不认，

七窍不通，八面玲珑，

九尾仙狐，十寸脸皮。

书甫毕，举座莞尔，咸谓“虽徐文长未能过之也”。

孙承烈仗义安贫

一日，有上海友人苏景岐律师，请其妻王夫人，以及一精神矍铄之孙姓老人，来余处曰：“有一关外富贾，现居东交民巷中，拟请先生前往一诊，诊金多寡在所不计也。”

余在沪颇有薄产数事，登记手续泰半均为此苏律师所代理。其家本属汉军旗，世为武将，其父曾任杭州都统，鼎革后仰药殉清。家人深惧汉族寻仇，遂异其姓为苏焉。久居上海，其妹适丁文诚公之九曾孙，即余至友丁春膏君之胞弟也，故余与苏律师亦有通家之好。

苏妻王夫人，为王文韶之嫡孙，又系清内务府大臣金梁之甥女。于京中遗老，尽有攀识之雅。陈宝琛太傅，亦以“故人之女”视之。

与伊偕来之孙姓老人，为天桥“尚武国医馆”主人，年逾七十而声音若洪钟，腰挺腿健，目光如炬，交谈时频频以手向空作探物状，盖刻刻不忘于复习其“鹰爪功”也。王夫人呼之为“孙师傅”，余思有以款待之，王笑曰：“但得‘二锅头’半斤、‘狗不理’数十、‘酱肘花’半斤，足矣！”

余急饬司机往购。孙果豪迈逾常人，自云籍隶山东德州，世精技击，家传之“黑虎拳”，名震京畿，世营之镖局，亦北至关外，南至苏皖，无有敢犯其镖旗者。有人言之于荣禄，力挽其致志功名，又力荐之于内廷，屡建功绩，遂累迁为御前带刀侍卫，亦四品命官也。

孙感“老佛爷”知遇，鼎革后虽屡有权贵军阀邀其出山，授徒传艺，辄婉拒之。唯恃以“金创药”、“大力丸”、“虎骨酒”糊口。而仗义疏财如昔，喜抱不平，有贫民与病丐，死而无棺者，每典其刀矛衣物以葬之。

孙翁名承烈，有弟名承禄，善作斗方字，京中市肆匾额，出其腕下者，几逾泰半。其字平稳圆浑，可以想见其性格，必与乃兄迥异也。

后数日，余邂逅管翼贤于来今雨轩，偶及孙翁，管瞿然曰：“数十年前，此翁固一风头人物也。君亦知晚清之京畿巨盗康小八乎？孙与其友二人，即生擒康以献者也。即佞人如李莲英者，亦深致其惊佩之忱，居然顾而笑曰：‘你小子真成了个黄天霸啦！’”

管亦告余：孙以豪迈安贫著称，虽屡有文人，媚辞厚币，欲与谈天宝旧事，辄逊谢之，除感“老佛爷”知遇外，言不及他。友辈中，唯张恨水与之有促膝谈心之雅，然亦约法三章：语中所及，概不足为外人道也。

余闻之，怦然心动，节操与仗义如此翁者，其非武士道之准则乎？余必竭尽绵薄，以能为其友为荣为乐。管闻余言后，默然有顷，曰：“吾国有言：人与人交，恒视缘分：无缘，自不可强其所难；苟有缘，则豪迈如此翁者，亦绝非不情之人也！”

余乃退而商之于王夫人，丐其预为先容，王笑颔之。余乃每二日请司机送往天桥“二锅头”、“酱肘花”各半斤，“狗不理”三十只，以佐孙翁逸兴。孙弗拒亦弗言谢，浸焉数周。

王夫人于介孙与余相识之次日，即重申前请，欲挽余出诊于东交民巷，盖关外一富贾，急欲余为之望闻问切也。余以事不寻常，遂偕往。王夫人为余介绍之后，即匆匆离去。

德王评日人

此一富贾，面黑而圆，体丰而壮，年可三十馀，一望而知其为娴于户外运动者也。举止温文而略含傲岸，语中夹京片子颇多，而头戴一缀红珠之瓜皮小帽。自言塞外素缺良医，故欲以罹疾相烦。余诊视良久，复饬护士取其血浆与便溺而归。

如是者精心诊视凡三日，此一自称为“全福成”之富贾，亦对余之医德医术信心渐深，乃于言词间逐渐透露，使其终日忧心忡忡者，实非多疑、忧郁、烦躁、易醒、易怒等诸“症状”，而为若干涉及私人生活之反常现象。余告以疾不讳医，倘不以实告我，我非神仙，岂有望气疗疾之术乎？

全君惴惴告以症状，并谓：“世居科尔沁旗草原，有羊数万头，苟能疗我，当有重谢。唯我家冗务频繁，实未能在此久留也。”

后经我反复推敲，断其患有神经性之“机能间歇”。此外复有一奇特之敏感症，即每有遐思，每见美色，每闻秽语，或每值双宿双飞，即突然喷嚏不休，非至三二十嚏不已。

我除以德国特效药与之注射外，更力加开导，解释此“机能间歇”仅系神经作用，不足为大患也。

一日，全君忽出巨柬一，内累累然皆大钞也。惋然谓余曰：“吾明日行矣，家有要事，不能待也。今晚请宴先生于王家饭店，可乎？”

至则孔伯华、王夫人、孙师傅亦均在座，我为之大诧。此四人则均微笑不已。酒既一巡，全君始向我致歉曰：“今夕一别，后会难期，君实一君子人，故吾亦不愿相欺。全福成乃一化名，吾之真名，乃蒙古德穆楚克栋鲁也。王夫人为吾妹之姻亲，知吾来此访求良医，遂以先生荐余。孔大夫曾屡为家母、舍妹疗疾，吾家之良友也。孙君之金创药酒，向以绥察蒙古为出口大宗，故与我亦旧识也。吾在塞外求医，非汉即日，深虑外泄，故特拨冗简从来此一游耳”。

至是，余始知此一“富贾”实乃于塞外翻云覆雨之德王也。席间，彼之意兴极豪，酒酣耳热，于日人之作为言行，颇有微词。频告余曰：“余于日人，阅之者多矣。军官顾问，车载斗量，真识时务者，实如凤毛麟角。馀则或张牙舞爪、目中无人，或卑恭做态、腹空无物。先生悬壶济世，以此处为家，尚望好自为之，勿蹈此辈小人覆辙。”

孔伯华深恐余过分尴尬，无法下台，乃蹴余足而笑曰：“前些天王爷刚才丢了百灵庙，火气有点特别大！”

德王闻言，益增愤慨，频谓察北之“自治军”，数逾二万，益以李守信之“满蒙征绥军”，卓世海之“蒙古征绥军”，亦有二万之数，徒以日人一误再误之故，竟败于傅作义孤军之手！“蒙古复兴之雄图”，自是亦成泡影。百年之后，世人当知：“蒙人未负日人，而日人实负蒙人”也。

余以德王愈言愈愤，势恐不可收拾，遂转移话题而问之曰：“王爷来此，虽化名乔装，贵处之日友，得无有所闻乎？”

德王笑曰：“那他们还有不知道的？好在是一过了地界，就进了驻屯军的范围，他们想管也管不大着了！”

其意若曰，塞外与华北之日人，亦轩轾分明，不相统属，甚或互相掣肘也。唯于土肥原君，彼似颇具好感。初则谓：“他懂，他有一套。”继则谓：“这人喜欢交友，也够朋友。”

此语闻诸华人叱咤风云者之口，已非首次。而举国妇孺则一闻其名，即骂不绝口。此君其善获中国人心者乎？抑或善与中国人成仇者耶？余实感大惑不解也。

宴毕，德王复赠余一玉佩，云为宫中旧物，出自汉墓，佩之可以避邪。余即以胸前所佩之派克笔一对回赠之。

余驱车送孔、王、孙三人返寓。途中始悉：德王在此时，除随扈人员外，尚烦孙翁及其高足三人，驻防警卫，以防不虑，故适间乃有“四品侍卫”之孙，与王爷同桌共饭也。

孔固富风趣，于车中告余：德王初来时，于日人之火气较今尤大。曾与孔一夕宴后漫谈，痛诋日人顾问中之所谓“中国通”者，既无知，更不文，实属成事不足，败事有馀。李守信部尹宝山骑兵师有一日本之“中国通”，名村井其人者，号称在华三十年，为同侪中之“汉文能手”。百灵庙之役，村井请缨赴前敌，并留《月夜感怀七绝》一首志别。读其诗，则知此辈“中国通”之真正不通矣。诗曰：“瑞雪频传阳春声，察省东边未见红，倚杖矢立于月下，睾丸为缩蒙古风。”

余闻其言，亦觉忍俊不禁。归后，遂以此妙文转告管翼贤。管闻之大笑，几掷电话于地。遂大加渲染，次日《实报》上遂称：“华军于冲入百灵庙时，案上杯酒犹温，而尸骸满地，此一诗尚赫然置诸案头，审视之，乃蒙军中日人首席顾问中弹前之作”云云。

此后尚有通讯社与外埠报纸转载此一传奇，而渲染更甚，甚至有刊载所谓原诗之“真迹照片”者。甚矣，文人笔墨之不可信也。

王夫人南旋之前，为余绍介遗老以至皇亲，几逾二三十人，恒在北海仿膳，除鸡鸭鱼肉外，“小窝头”、“小米粥”、“肉末烧饼”、“绿豆渣”、“豌豆黄”、“山楂糕”、“千层糕”等，亦均在必有之列，盖皆为慈禧当年所嗜之物，非如此不足以发遗老思古之幽情也。

尤可怪者，食时且有黄旧而奇小之叉，随碟而来，自亦系慈禧旧物。诸遗老顾而乐之，不举筷而用叉，唯亦只待此数碟食尽，即纷纷投叉就筷矣。

准遗老群像

余所识之遗老中，虽云人才济济，而亦令人有鱼龙混杂之感。前门外大栅栏有成衣业之巨子，名“段裁缝”者，素为皇亲国戚及大官巨贾制装。“满洲国”之显贵，治装时亦几非段不乐。于是，段遂于社交生活中，俨然一“遗老”矣。而“段裁缝”之称，则一仍旧贯也。

尚有“赵五辫子”者，曾于鼎革至复辟期间，以经营假发辫而致富。冯玉祥入京后，虽对他店“秋毫无犯”，而独辟赵店饲马数日，并欲借故置赵五于军法，赵闻警逸去，乃得免。自是亦自跻于“遗老”之群，而为遗老所不齿，乃力图以“争先会账”，博群老之欢心。每有“雅集”，即百般丐人携之赴会。一日，竟有一遗老恶其伧态过甚，面斥之曰：“吾侪均有辫在，绝无需假发辫者，汝一介辫贩，来此何为？”

赵五尴尬万状，无言可对，乃逡巡而退。

此辈“准遗老”中，予余印象最深者，厥为一西城营造商石某。其人短小精悍，貌似忠厚，恒衣灰布长衫一袭，与遗老宴集时，则加一劣质之黑马褂于其上。彼虽自诸遗老处，得赠扇面不计其数，而夏日所持者，例为一巨大无朋之黑色折扇，有如京剧中之费德公与高登然。其人沉默寡言，有时甚至终席不出一语。而对诸遗老毕恭毕敬，必慷必慨，颇得人之欢心，不似赵五之“暴发户气”十足也。

其父素为泥瓦匠，庚子后，翻修京城内一王府，发现藏金多瓯，房主德之，赠以少许，遂立成小康之局，且可自营营造厂焉。京中显贵，咸以其有“招财进宝”之机运，凡有所修缮，必争先用之。石继父业之后，人缘更佳，又复仗义疏财，挥金如土，即“大内活”亦屡出其手。“大内活”者，宫中之修缮也，获利例与内务府及宫廷内监均分，实际工料所需，尚不及其半。一年，三大殿一带，有宫室易梁换柱之事，实即有石某插手其间。事后，其厂中有楠木源源应市，尽为家具厂与寿材店高价购去，得利何止十倍？

于时末路王孙与遗老之生计，日趋困顿，鬻园典屋以求活者，与日俱增。以“石掌柜”多识新贵，咸嘱其代为物色购主。石一经审视后，立付屋价少许，以为屋主度日之需，然后徐觅购主。没落世家多以是德之。

石又为华北“帮会”中巨子，其辈分仅在山东王若瑟之下，而与张树声辈相侔。故一时显要与军阀政客，亦颇多折节相交者。如张宗昌、褚玉璞、胡毓坤、荣臻、杨清臣、孙殿英、徐源泉等，均颇稔其人。最可怪者，张宗昌于大势已去之后，每以“清室遗忠”自况自许，而最初为其沟通“直鲁联军”与逊清之关系者，居然乃此无一“顶戴功名”之“石掌柜”。

先是，石以心脏病濒危，为余所治愈，遂馈赠连连，几无虚日，每至辄曰：“先生恩同再造，虽倾家荡产，赴汤蹈火，不足报也。”

余殊不欲无功受禄，每有所赠，辄邀之小酌，聊充回敬。久而久之，石竟大异常态，每与余独对时，几至无所不谈，言无不尽。

石告余曰：遗老深恶“民国”与“大总统”等字样，故常在文字中讹之为“氓国”、“冥国”暨“大忡恫”等唐突之词。亦云谑矣。

石之谈吐，亦绝似遗老，称清为“大清”，宣统为“上头”或“上边”；对诸遗老则悉用旧时官衔，“某制军”、“某相国”、“某太傅”、“某抚台”、“某王爷”、“某贝子”……而当其只称“王爷”时，则系单指摄政王而言。于袁项城、段合肥，则直呼其名为“老袁”、“老段”，非所以示其亲昵，适足以示其憎恶之感也。

日既久，余再三固请之，石乃稍与言“帮”中事。余始悉“帮”中秘语，谓之“海底”。“帮”中人谓之“老大”；已入帮与否，谓之“老大在家吗？”“辈分高低”，谓之“第几炷香？”姓名谓之“在家姓某，出外姓某”……凡“帮”中人，虽鞠躬与敬茶之微，亦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石以常与遗老游，言谈举止，均颇少江湖气息。

褚玉璞之残暴

石又颇稔直鲁联军副总司令褚玉璞，尝告余：褚每喜亲临前线，裸其上身，军装仅扣最上方之一钮，一手执红绫大砍刀，一手握驳壳枪，坐于椅上督战，其侧即立一上尉阶级、面貌雄武之军官，怀抱一绣有“令”字之军令旗，后列所谓“督战队”，各执红绿绸绫之鬼头刀。遇有退者，或攻而不克者，此一“褚歪脖子”即回顾督战队曰：“给他亮亮！”“亮亮”者，“透空气”也，出于褚之口，即为斩首之令。有时，褚尚悠然曰：“让他给咱听听电话！”意即悬其首于电杆之上，以警众也。

是故，其部骠悍能战，盖人人畏敌弹尚远不如畏褚之鬼头刀之甚也。

褚更常召其部将至“督战椅”前曰：“今天太阳下山以前，你把那个山头给咱拿下来。拿不下来，你就是个舅子！”

倘逾时仍未克，褚即在电话中斥之：“咱×你姥姥！咱×你归了包锥的祖宗！你给咱拿下那个山头来！”

庞炳勋之粗

当是时也，华北风云日益险恶，日方剑拔弩张，华北亦处处秣马厉兵，是故总领师干者，一时悉成天之骄子。区区一师长之家，即俨若侯门，笙歌麻将，夜无虚夕，趋奉于其门下，以能充“清客”为幸者，即不乏昔日之总长、总裁、总办、督军、督办……至于贵为军长与总司令者，则更属无冕之王，直目无馀子矣。

此辈武夫，“战而优则仕”，权倾朝野，而见识常若顽童。时代使然，良可叹也。

凡此者流，半生戎马，锋镝馀生，一旦富贵尊荣，其养生惧死之忱，尤倍于常人。故余能于此辈多有往还；而渠等于就医时，亦一改其盛气凌人之态，循规蹈矩，应对如仪，恍如见其旧日长官焉。

此辈中，予余印象较深者，首推西北军骁将庞炳勋，其人矮黑而陋，于思满腮，既不剃去，亦不使长之过长。见之者倘熟读《水浒》，则不难由庞而联想及宋公明之外表，但惜其气度格局，不及宋公明万分之一耳。

庞貌似拙粗，而机诈过人，又号“庞痂子”。时任第四十军军长。人云：庞善战亦善哭，善哭所以善战。每遇战，辄赤膊，手执大刀，立于指挥所前，频击其“虎皮交椅”之背，大声叫曰：“哪一个王八蛋×的敢下来？叫他小子的脖子先亮一亮！”

战若不利，庞即翻身扑地，且滚且哭，厉声咒曰：“都是那个当师长的王八蛋×××，当旅长的×××、×××，把咱给坑了！这些生孩子不生屁股眼的兔崽子们，可害苦了咱啦！”

此种表演，虽在庞军中几为家常便饭，而每奏奇效，盖旧式出身之师旅团长，均不欲其部属遥指之曰：“此即庞军长所咒之王八蛋也！”

有人甚或于军中永获“兔崽子旅长”之称号、“无屁眼团长”之荣誉，盖皆庞愤急中所赐也。

庞每来诊疾，例有一开场白曰：“咱刀里枪里、风里雨里，什么苦没有受过？这份筋骨，就不是铁打的，也是亚赛‘金钟罩’！这都是×××那个兔崽子，硬别着我去玩，去吃，存心要算计咱，咱这才吃了他一个暗亏。如今就请您大夫拉咱一把，下次咱绝不再麻烦您！”

孰知下次后复有下次，余遂亦偶然戏之曰：“这一次又是哪个兔崽子坑了您？”

庞遂赧颜而笑曰：“啊，您敢情也知道啥叫兔崽子！行，行！下次咱再说脏字，就请您掌嘴！”

一日，庞忽谓余曰：“您别看咱是个大老粗，任什么都不懂。咱手下的弟兄们，可听咱的话啦！不信就请您明天去观观操！”

余以不谙军旅，观操亦无所习，遂逊谢之。而庞坚持再三，复曰：“观操是句好听话，天知道，观他个鸡×！其实就是弟兄们翻翻杠子，来点杂耍。咱看您大夫是个朋友，就用不着跟您装蒜！”

翌日，庞遣一副官来诊所，导余之司机驰往其防地，颠簸数小时许始达。庞之军容，一如旧日之西北军，视二十九军尤为瞠目其后。官兵则戴蝙蝠式之灰布棉军帽，戎装亦臃肿如孕妇然。大刀则仅于特务营、执法队之背包上，始得一见。据云：特务营之前身为卫队营，系庞军之精锐，其中一连，悉配备以红缨单刀与德式“快慢机”手枪；另一连则以手提机关枪为主；其他一连则拥有轻重机枪甚夥。余虽不知兵，而窃异之：集全军精锐以卫主帅，固能保将军之无恙，其何补于战局乎？

余之疑问，果立得证实。其特务营之一连长，以自豪之口吻告余曰：“这一个连的火力，抵得上普通两团人。他们一连，顶多只有两架机关枪，多半还只有一架。”

庞军设有一卫生连，除碘酒、苏打、绷带、阿司匹林外，殆无他药。余与该连长立谈片刻，询以如此设备，何以应付战场需要？彼答曰：“不必多虑，我连备有担架四十副之多，已较他处之卫生连，设备完善多矣！”

一若有担架在，即万事足矣。余闻之不禁无言。似此之戎马生活，苟非厌世主义者，绝不能乐此不疲也。

汤玉麟《去思录》

一日，余与陈觉生等晚宴于恩成居，席间有一矮胖之老者，恂恂然如一山西钱庄之老板，顶已秃而气色红润如四十岁者。其人极善饮，而出语不多，举止亦无嚣张之状，言谈中仅随声附和而已。余意其必为一伴食之幕僚人物，殊陈觉生忽以日语附余耳曰：“君不识此老乎？渠即赫赫有名之汤玉麟也！”

余闻之大诧，盖此君既绝不似新闻照片中皮帽高靴、虬髯持枪之状，亦绝不似一曾以烈马快枪、纵横关外之“胡子头”也。

余友管翼贤告余曰：汤在草莽时代，绰号“汤二虎”，冲锋陷阵之骠悍，不在张作霖之下。发枪尤准，常以“打香头百发百中”之绝技，不血刃而克敌制胜。

汤遁离热河后，辗转得入宋哲元设于铁狮子胡同之进德社，遂以宋之高级顾问名义，渐与老西北军系人物打成一片。汤固豪于资，私宅中每晚辄设雀牌一桌，烟铺一榻。欲雀战者，不需自费，盖每一抽斗中均各有信封一，内藏现钞数百，以备“清账”之用。手气好者，更可席卷其所得而去。烟铺上亦备大量“大土”与“福寿膏”，听凭吸食。烟盘中且有小型烟罐多具，爱“大土”者，尽可携之而去。

出入汤门者，皆进德社人物，以及二流政要，咸赞汤之善作主人。至是汤遂以一东北军之“弃妇”，摇身一变而为老西北军中宋系之圈内人物矣。

管翼贤谓余：汤在热河时，向以悭著称。而一旦避地燕京，即与前判若两人，以好客闻，其“虎落平阳”、“广结善缘”之故乎？抑感于沧海桑田之变，便欲痛改前非耶？

汤之稚姬一人，后以妇科症求治于余。余亦未悉其系自关外随汤来此者，抑或系汤纳自燕京之小星。唯伊之求子心极切，并连称：“这也是大帅的心愿！”

余初闻愕然，继乃大悟：此大帅即汤也。由此可见：汤虽于客中声势，大不如前，而在家中仍以“大帅”自居也。

就诊多日，颇著效。一夕，汤遂携姬宴余于王家饭店。汤御长袍马褂，戴小瓜皮帽，上缀一大红顶珠，手中且执有念珠一小串，稍予人以不伦不类之感。

宴间，汤于往事绝口不谈，谈吐中故作超然出尘之语，余漫应之。自念此“大帅”倘真能忘世淡泊如此，又何必夜夜大开烟铺与牌桌，以娱进德社诸君子耶？

汤又提及二日人之名，谓为关外旧识，便中乞代致候。余料此二君必皆于役关东军，在关外之风云变幻中，长袖善舞之人。既非余所识，亦不欲识之，遂逊谢不敏，而汤颇为讶然。

余以不欲其再以日军中之奥援，唠唠烦我，遂转而谈及其稚妾之疾，并略抒余之管见。汤忽掷叉大笑曰：“这都是她小孩子们瞎闹。就冲着咱这把年纪，这份骨头，能多在世上抱几年孙子，咱就谢天谢地了。咱大大小小的孙子，两把不够，也够一把，还指望再添个尿孩子吗？”

出语虽似达观过人，余固知其非由衷之言也。

未几，汤又问以：“最近出过关吗？”

余答曰：“无暇及此。避暑时，多在庐山、衡山、黄山；至北亦不过北戴河而已。”

汤喟然叹曰：“您倒真该到咱热河去一趟。那个行宫可真够标致，什么西山八大处颐和园，全比不上。有一天，您要去，只要咱姓汤的三个字，崔新五、刘震东、董福庭，全都是自己的弟兄！”

余惟唯唯而已，后偶以机缘询诸管翼贤，此三君者，果何人耶？盖皆汤之旧部也。年来颇以“一客串二角”，见重于中日两方。——“一客串二角”之语，管云系来自“大戏”中者，乃以一演员扮演剧中二角色之谓也。汤告我之三君，既受关东军之改编加委，复又以抗日之名，得于“后援会”之“慰劳金”中分一杯羹；于报章上，亦时以“忠勇抗暴，茹苦不降”之虚誉，博得关内无数小民之钦敬也。

越数日，汤忽遣仆赠余礼物四包，内有“吉林老参”、汤本人之肖像、镂金折扇一把，最奇者厥为线装蓝皮之所谓汤公《去思录》一册，厚薄如一巨型之讣闻然，印制精美，卷后印有“非卖品”字样。内则有若干会、若干人，以及若干热河闻达之士所撰歌功颂德之语，读之者，几疑为“循吏传”一卷在手也。

余于是始悟：汤虽故作老粗，实乃深通名利秘诀之老官僚也。

一日，余以之示《实报》“疯话”栏作者“老宣”，“老宣”笑曰：“此《去思录》可改名为‘天下第一奇书’矣！”

大刀宗师孙承烈

一日，孙承烈遣徒邀宴，至则除石掌柜及其师兄弟数人外，多为素昧平生之赳赳武夫，几无一非虎背狼腰者；唯拱手默坐于末座者，一望而为恂恂儒生。石附余耳告之曰：此乃孙之介弟，专为故都店肆书写斗方牌匾，而颇负时誉之孙承禄也。

余闻此人善书颜字，颇似清末某状元之手迹，故巨商大贾均以得其所书之匾额为快。然燕京之文字中人，则颇以“写字匠”视孙，而鲜与往还；故其润笔所得，虽未可之视，而其际遇之蹉跌落寞，则逊若辈弃政而笔耕者远矣，遂常与乃兄之门人及百掌柜轻流为伍。此迨命运耶？抑人事耶？

客到齐后，由孙承烈率众罗拜拈香“祭祖”。“祖”者，少林派之奠基者，达摩祖师也。孙所独步北方，博得“御前带刀侍卫”之“黑虎拳”，据云即为达摩所手创。该宴盖以庆达摩祖师之“整寿”者也。其为五百年、八百年，抑千年整寿？则余已不复记忆矣。

达摩本非中土人士，亲其画像，头骨嶙峋，面目狰狞。游方至少林寺，授群僧以拳击与刀棍之技，遂成威震遐迩之少林派。武坛地位之高，声誉之隆，尤在形意拳“祖师”岳武穆之上。以一素有排外倾向之区，能对一异族无权、无势、无钱之人，敬重如是其隆，如是其诚，实为一不可多得之事。

是宴，宾主有四席之众。在座之伟丈夫，几尽为孙之及门弟子与“徒孙”，亲爱之情，不啻家人父子。其中有马、徐二人，似为孙最得意之传薪者，亦最受其侪辈推崇，皆在关外长春任爱新觉罗宫廷之“武术卫士”。其职责则除拱卫“御花园”与“大内”之外，尚以教练“禁卫军”武术搏击为事。长春之“大内”中，向有武术卫士约三十人，悉系平、津、鲁、豫一带之健者，而尤以马最为出色，故在侪辈中，有“小马超”之誉。徐姓者，以善用单刀，人激赏之为“赛徐良”。两君继其师未竟之志，以效忠爱新觉罗宫廷为事。

席间，余坐于孙之左，马、徐则位于孙之右，均为是宴之上宾。

此二人虽于役关外，而谈吐间颇不怿于日人，“小日本儿”之声，不绝于口。孙目余莞尔而笑曰：“吾徒鲁莽，先生幸勿介怀。”余笑谢之。马、徐亦均闻而离座抱拳唱喏曰：“得罪先生，尚望海涵！”而不旋踵即又“小日本儿”连声而出矣。

谈笑间，偶及“关东军”一语，马笑谓其师曰：关东军在关外之不理于人口，比比皆然，即“大内”中亦非例外。宫门内向有日宪兵一队，专任盘查警戒。其浴厕之所，悉与禁卫军之低级军官共之。殊后者于此道以“大而化之”态度处之者，颇不乏人，而日宪兵恶其不拘小节，颇以为苦。未几，遂有关东军某部签署之公告一纸，遍贴于浴厕之所，内载使用浴厕之规则甚详，且附绘图说明三数帧。

不数日，“武术卫士”中有以其事闻于极峰者。极峰哑然失笑曰：“连这门事都要军部管，管东管西，关东军不真成了‘管东军’嘛？”

在座者尚有二人，余已忘其姓氏，一在三十二军任武术教练，一在二十九军任大刀教习，唯似均怏怏不得其志。任职于三十二军者，以诉苦之神情，告其师友曰：武术在三十二军中，地位远逊于马球、田径一类之运动项目。盖其军长商震极醉心于西化，视所谓国粹如敝履。其所以仍在军中有武术一科者，盖拜长城战役之赐。是役也，二十九军大刀队以奇袭建殊勋，而商部虽以死守冷口自誓，未旋踵即“转进调整阵线”矣。视之中央军徐庭瑶部关黄两师之在南天门，以及二十九军之在喜峰口，战绩殊隔天壤。是时，大刀之风头极足，几如“一·二八”战役时十九路军之斗笠然。商虽出身戎马，而于宣传与应接报人之道，极富心得。故虽于新败之馀，三十二军健儿之英姿，仍频频出现于画报之上，除头顶铜盆式之钢盔，水壶背包俱全，面露“运动选手”式之笑容以外，尚赫然背负大刀一柄，其实商本人即绝不信大刀可以制胜克敌也。商之后妻杨某，为一李德全式之教会太太，素御短发，高视阔步，风度颇类西洋妇女，军中咸呼之为“洋灯罩”，其鄙视中国武术之程度，视商为尤甚。故凡在三十二军中任运动项目之教练者，均获青睐，独若辈授技击刀剑者，屈居下乘，日唯伴食而已。孙之门人，性烈如火，以怨愤难伸，尝佯醉饱打商夫妇最赏识之一运动教练，以“扫堂腿”伤其踝后，乘夜不辞而去。

在二十九军中任大刀教习者，亦殊郁郁，盖西北军中素习之刀法，深得淮军与北洋之衣钵，例以“六合刀”为主，此与冯玉祥之出身，颇有因缘。其他刀法，则向以“旁门左道”目之。长城战役尾声中，日军颇以大刀队为虑，特自关外之禁卫军与靖安军中，抽调精谙刀法者，编为一梯队，转战长城各口，其中泰半盖皆出自马、徐之门。渠辈所用者，日人称之为“青龙刀”，实则不过单刀耳。而二十九军所用者，刀柄特长，人号之为“双手带”，用时须双手握之，始可运用自如，砍抹挥舞，自不及单刀灵活，相形之下，颇呈劣势，数度搏战之后，二十九军之“双手带”健儿，已时有“技不如人”之感。此所以长城弃守之前，大刀队鲜加渲染为制胜法宝之故也。

二十九军退守后，深感墨守六合刀一技，难以克敌制胜，乃广征大刀人材，出任教练。特积习难返，凡授以他种刀法者，军中虽礼遇其教练者，教而不练则习以为常。士兵时时操习者，则仍为当年之“六合刀”也。

是故该“大刀教习”，亦颇有挂冠之意。当其语及关外单刀队之优势时，马、徐欣然起立，抱拳谢罪曰：“得罪，得罪。”孙亦掀髯而笑曰：“吾今当授汝一技，足使关外单刀队与汝二十九军大刀队平分秋色，可乎？”

言讫即起座入后堂，大刀教习叩首谢之，旋即随入，片刻始出。孙归座后，肃容谓之曰：“此乃‘大刀王五’之‘夜战八方藏刀式’也。有此，汝之大刀队，虽不能胜，亦不可败。汝与马、徐，谊出同门，当以竞技视之，平手为最上，一胜一败则易伤和气矣。”

余默思此时此世，事事似皆糊涂账一笔。此三人者，共戴一尊，而各为其主。战则势不两立，宴则亲如兄弟。其实二十九军之大刀队，华人也。关外之单刀队，亦华人也。杀人人杀，尽皆华人，而犹欲精益求精，俾可多杀。世事之酷于此者，恐亦鲜矣。

席间，以余日籍故，在座者屡以迩来之抗日反日狂潮为题。二十九军之大刀教习谓余曰：男女大学生，假日前往二十九军驻营地，从事爱国宣传者，已日益众多。除演剧、演讲外，尚授官兵以自谱之抗日歌曲。最新之一支名为“上起刺刀来”，简洁嘹亮，极获我侪军人欢心。先生亦乐闻乎？

余颔之，渠遂即席引吭高歌曰：

上起刺刀来，

弟兄们散开！

但还有我们在，

不让半个鬼子冲过来！

这儿是我们的土地，

咱祖先在这住了几百代。

君命有所不受，将在外，

谁也不能把我们调开！

但还有我们在，

不让半个鬼子冲过来！余闻之默然，举座亦无言。孙拍案曰：“此日本大夫，吾之至友也。经其手而起死回生之华人，曷可数计，彼辈咸馨香祝其寿，而汝等哓哓以东洋丘八之暴行难之。汝等多籍直、鲁，而褚玉璞在直，孙美瑶在鲁，多行不义，虽外人亦不免。倘此大夫以褚、孙之暴行，责难汝等，亦可谓之公平乎？”

言次，回顾马、徐曰：“今日有再敢以中日间事为话题者，即于祖师神位前，以‘家法’处之！”

众闻之悚然，至席终迄无一语侵余。

石友三、幺二三

石友三其人，交游似极广，而口碑则劣甚。余于友辈邀宴中，曾数见之，而尤以其率军随铁甲车队，自通州攻向故都失利之后为最。

石瘦而高，面削长，颇似一般中学学生领袖之外貌。余于“老西北军”之往还中，每见此辈或戎其装，或长其袍；西装革履者，则少之又少，而石则为唯一之例外。余与之相遇时，几无次不御西服，与其他“老西北军”元宿，截然不同。即此亦可见其孤僻不群矣。

石在“老西北军”中，每为人于背后锡以“石幺三”与“幺二三”之诨名。余曾以此询诸林世则，林曰：北方之骰子赌局中，有所谓“赶点”，掷得“幺二三”者，变化之可能虽多，而命运则极不可测。石之一生，反复多变，而每每自蹈绝境，其非一专掷“幺二三”之赌徒乎？而所谓“石幺三”者，亦即“石友三”一音之转，与“幺二三”之简称也。

言次，在座之雷嗣尚亦谓余曰：近十馀年，国人之绾枢密与掌兵符者，恒畏冯先生如虎，而尤畏冯先生以“精诚合作”或“效命前驱”自荐。盖冯系西北军之勤于叛、善于叛与乐于叛，已深入国人之脑髓矣！最奇者，冯部除宋哲元、刘汝明诸部与刘骥、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刘郁芬诸元老外，几无人不叛冯，无部不叛冯。而最为冯及其“老西北军”所惮者，厥为“石幺三”也。盖石之善变、喜变，尤胜于冯先生多多矣！

果然，石于兵尽途穷之后，曾丐宋明轩锡以一“保安司令”之职。宋虽不文，而在秦绍文辈赞襄之馀，虽给以名义，拨以经费，而不予人枪，且令其驻防于冯治安、赵登禹与刘汝明各师环逼之三角地带。故石与宋得以相安无事，石在冯赵刘三将虎视眈眈之下，终无所施其“幺二三”之故技矣。

石于“西北军”中宿将，咸号而不名，虽宋明轩、韩向方，亦非例外。对冯“老总”称之，蒋则“蒋先生”，阎锡山则直呼之为“阎老西”矣。渠之口头禅，辄为“老哥儿们”。凡属“老西北军”者，无一不为石口中之“老哥儿们”。一夕，余为张允荣所邀宴，亦即兒玉以中日经济提携先锋之资格来华访问之前后也。余于微醺中，戏询石曰：“君既呼之为‘老哥儿们’，何乃时叛时降君之‘老哥儿们’耶？”

石面不改色曰：“泥菩萨碰了头，还得叮当乱响，老哥儿们说不好，揍一场，那还值得稀奇吗？揍完了，气一出，谁赢都是一样，反正大家都是‘老哥儿们’嘛。赢一把，输一把，又算得了个球？”

时，杂坐于余与石之间者，为过之翰，抑李显堂，余已不复记忆矣。事后，耳语余曰：“慎之，矢原大夫！石之为人，险不可测。虽宋韩之流，亦防之惟恐不谨，幸勿以戏言自蹈杀身祸也。”

宴后，石忽坚邀余共乘一车，余逊谢之。石不可曰：“怎么您也跟那些吃粮打仗的日本人一样，硬说是我们样样不行！我石友三再倒灶，坐的汽车也比您个日本大夫漂亮。您坐上一次，就会丢您八代祖宗的脸！”

余无奈从之，石乃大喜。车中笑谓余曰：“咱石友三这个人，今天在这，明天在那，还没有个兔崽子敢当着咱的面，说我一句毛延寿！今天您小子矢原大夫，居然敢问上我这么几句，总算您有种！咱就交您小子这个朋友！”

自斯而后，余与石之间，竟时相馈赠。是时，余虽仍独身，而石则两度以“海狗鞭”见遗，余遂以之转赠余病人中急需此物者。

石为人俚俗无文而孤高自赏，故虽于“粗人天地”之西北军中，亦屡起屡仆，无由遂其鸿鹄之志。余性耿直，稔之既久，亦每每婉辞讽劝之。石喟然曰：“算啦，算啦，打从穿上二尺半这一天，就没打算能活着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总算咱石友三的命大，没死个不明不白。事到如今，能多活一天，就算咱多赚了一笔。有一天，造化大，能做个几天主席，海陆空军总司令，那还不都是咱祖上的德性？”

余知其志不在小，祸无止境，唯有无言叹息而已。

孙殿英一诺千金

石之外，余于孙魁元亦有一诊之雅。长城战役后，孙曾不时邂逅故都。一日，段其澍伴孙至余诊所，盖孙时感恍惚，友侪咸疑其心脏或神经沦于崩溃。余于诊断后，颇为乐观，唯投以镇定安抚之剂，孙乃大悦。

未几，孙忽以一红绸小包见赠，启而视之，乃簇新之德国制瓦特尔式小手枪也，另附光可鉴人之子弹五十粒。

余以医者未便携带武器辞之，孙笑曰：“就冲着你们在北方的劲头，就是再多十支，也没人敢来跟你捣一句麻烦。再说，谁敢跟你捣麻烦，你就尽管说：这是咱孙殿英送给你的人情，看他敢把你怎样？”

余之记忆中，孙已两鬓缤纷，头顶且已半秃，而目光奕奕，极有杀气。若以之比于石友三，则孙阳石阴，明显甚矣。余诊所之门房中，有一小“传达”名阎世铎者，年既壮而温文如儒生，家中饬其归乡完婚，遂不克返，屡驰书丐余乞为代谋一席之地。时，阎之故土适在孙部防区之内，余乃函孙，央其便中代为设法。而未几阎即以四十一军军部副官之衔，荣耀乡里矣。

于此可见，虽“掘墓贼”如孙者，亦偶有足多之处也。

高桂滋雅重文士

是时，余与陕军宿将高桂滋，亦颇往还。高虽魁梧，而清秀不类武人，言行间亦屡以“儒将”自许自励。时任八十四师师长，居于故都绒线胡同。其女高思聪，伟岸有父风，常就诊于余，以是余遂稔其家人。

高桂滋固嗜风雅，尝厚礼卑词，邀故都名诗人李蘧芦，假座绒线胡同高邸，按期举行“雅集”。花前月下，酒肉如林，莺燕缤纷，觥筹交错。时或如溥心畬、福开森、傅增湘、王梦白、焦菊隐、吴承仕之流，亦应邀而至。至期，则高师长轻裘缓带，仅以花园主人之身份，随同招待，从旁襄助，了无“本帅赏饭大家吃”之狂态。故得与李蘧芦及众词人，相得甚欢，而高邸之壁间，亦琳琅满目，不少诸君子之佳作矣。

高为之既历寒暑，文风熏陶下，举止更趋儒雅，其本人则固非咬文嚼字者也。故当时之《实报》副刊打油诗坛主人张醉丐，曾以打油诗咏其事，而戏谓今日华北文坛，真乃“秦帜高张矣！”语中之高张，即高桂滋与张季鸾，盖二人皆秦产也。

余闻诸李蘧芦，高虽未以乐善好施著称，而文人中有缓急者，辄亦不吝解囊助之。军中部下知其所好，遂亦以“提拔文材”自勉自任。师部有司书姓查者，以饷薄母老，屡乞假他去，未蒙核准。一怒之下，竟越层上书，迳函高师长陈情乞归，更附《念母诗》数律。诗虽平常，而高读之大为感动，竟破格擢升二级，以遂其接养老母之夙愿，一时成为军中佳话。

高虽手握兵符，一生戎马，而于其部队之装备与训练，倒远不如对诗人墨客之注意。余闻稔之者言：高部多子弟兵，遇战辄以气胜。每交锋，高之师部即邻火线而居。士兵有擅退者，官长即怒叱之曰：“连师长都还在前头顶着，你就沉不住气了吗！”

下级官长有擅退者，上级官长亦叱之如是。高级官长有擅退者，高亦叱之如是。最奇者厥为此语恍若六字真言，闻之者往往斗志复振，战局遂亦转危为安。

高部于作战时，颇类“乌合之众”，善于胶着不退，而短于攻坚突破。每于混战中，愈战愈多，以多吞少，虽伤亡不赀，亦能克敌制胜，故当时在北方有“灶糖军”之称。“灶糖”者，岁尾祭灶神所用之麦芽糖也，性极黏，食时不慎，可将摇摇欲动之齿黏去。高部善“胶着作战”，故有是称也。

商震每战必败

当时，华北为各军荟萃之地，系统之杂，番号之繁，几使人有目不暇接之感。

其中最以军容胜者，当推东北军之刘多荃、何柱国等部，商震之三十二军，以及中央宪兵第三团次之。

东北军之冬季服装，为翻领之大皮帽，且往往有黑皮背心，或黑皮上装，足登翻毛黄色短靴。乍见之，颇似日本之关东军。

商震之三十二军，则多有新式背包、军毯、干粮袋、水壶。任哨岗者，甚至头戴钢盔，腰佩防毒面具，俨如外国部队。

中央宪三团，则一律着呢制服，极为整齐。唯于出勤时头戴一非洲旅行家所用之“日光盔”，既无御弹之力，又不若“铜鼓帽”之美观耳。

军容较差者，为西北军，头戴翻领棉帽，背肩被窝一卷，中裹单刀。身上之棉军装，亦极尽臃肿之能事。

陕军如第四十八师，晋军如傅作义部，杂牌队伍如第五十五军，以及冯占海部，亦均大率如是。

军容最差者，当推刘黑七、孙魁元、石友三诸部，其军装之参差，实出人意料之外，甚至除大翻领军帽、“铜鼓帽”与“宽边军帽”之外，尚有头戴斗笠形军帽、草帽，以至于美式呢帽者；头裹毛巾如农夫者，亦颇不乏人。最奇者厥为竟有官长，半裸其遍体刺绣之上身，肩上载一鹰或鹦鹉者。亦有身着长袍，而悬一“盒子炮”于其外者。另有一怪现象，则为官长中戴黑眼镜者颇多，雨天亦然。

余闻之日军中曾与役长城之战者，此数军中，以状如“北极熊”之西北军，作战时最为彪悍。中央军之二十五师与第二师，虽军容平淡无奇，而善战亦远在其他部队之上。东北军虽感国难家仇之交并，然于作战时，其水平则距军容远矣。商震之三十二军，为土肥原辈锡以“少爷兵”之名，其战斗力，尤逊于东北军。而商亦颇识“赌徒保本”之道，虽当重任，亦绝不轻易倾其精锐，孤注一掷也。

冷口之役，三十二军以一军之众，扼守长城险隘，关东军进攻者为一联队，而于伤亡十馀人后，竟得逾此天险。商震“少爷兵”之战斗力，由此可见一斑。而以商善为宣传，更善与报人交往，故于华北报章之上，冷口之役，几与中央军古北口之役、二十九军喜峰口之役齐名矣。噫嘻，可叹哉！

杂牌队伍，则除傅作义部稍长于守势作战之外，其他各部，遇战辄如以汤泼雪，瓦解而已。

而刘黑七与孙魁元所部，虽其貌不扬，遇战则或走或拼，走辄行如神龙，拼则必战至最后一息，故颇为日本所惮。至石友三所部，则乌合之众耳，且每拉警察、民团、会党以充数，既乏训练，又缺武器，指挥者更屡屡举棋不定，全军精锐，仅一“手枪团”，闻向由其弟统之。遇有危局，则命“手枪团顶上去！”而此一团风纪之差，实为全军之冠，石反以纵容为羁縻之具。此所以石虽数度为日军所收编，而始终未得重用之故。余闻诸日友中深悉政闻内幕者言：日方用石，不过欲假其内战中之名气，以为号召耳。石部之不能战，与热军及洮南军相若，除任流窜骚扰外，实无甚大之军事价值也。

朱子桥厄于群小

长城之战时，关外之“义勇军”，一度号称达三十万之众。遥领最高指挥官名义者，为余之旧识朱子桥将军。不久前，朱曾以拯救长江大水灾民事，在故都城南游艺园旧址，召集募捐大会，登台演说汉口灾民惨状时，声泪俱下，闻者动容。余是时亦应邀赴会解囊，前后凡三次之多，而次次自动输将，义无反顾。余于是始悟将军之长于劝善，精于募捐，实非常人所能及。

自是，余遂得与将军时相接近，对其操守与抱负，获得进一步之认识。是时，不怿于将军者，恒喜以朱子桥将军以办赈起家谤之，甚至冠以“政客慈善家”之绰号，谓其募赈之目的，厥在假道重登政治舞台耳。余虽外人，置身于是非之外，而期期不以为然。否则，将军又何必自奉如是菲薄，自苦若是其极。即令此乃将军之矫揉造作，倘功名中人，个个能如此矫揉造作，持之有恒，则官场风气，社会人心，定必胜当前多多矣。

朱子桥将军赴前敌后，未几，即悄然而返，意气萧索。一夕，电余曰：“曷往‘大陆春’一酌乎？”余曰诺。

至则仅朱一人在座，酒数巡后，慨然谓余曰：“迩来，余以于役义勇军，理当避嫌，故与诸日友暂绝往来。今事过境迁，朋友交情，不同国事，又当别论矣。”

继则曰：“余今始悟：日人中，亦非尽我死敌。国人中，亦非尽我袍泽也。余此次出关，所以功亏一篑者，患在张汉卿忌我，宋子文扼我，马二爷拆我后台耳！”

盖是时张学良以方面大员身份，屡于人事上予朱以难堪；宋则借口“义勇军兵无定所，难以报销”，绝不假以银钱方便。而所谓“马二爷”之冯玉祥，则遇兵必编，遇军必缴，对“义勇军”大展其“狼吞虎咽”之能。是故，时日无多，所谓“总统关外义勇军各部”之朱子桥将军，已一变而为“无兵司令”矣！

朱于激愤之馀，又告我曰：“北人有谚：‘桃饱杏伤人，李子树下抬死人。’今长城一带义勇军，已戏改之为一讽刺当局之诙谐语曰：‘汤跑，徐刷人，冯吉石刘拉死人！’”

汤者，见敌而逃之汤玉麟也。徐者，中央第十七军之徐庭瑶也，见有游杂队伍，必予缴械遣散而后止。

冯吉石刘者，冯玉祥、吉鸿昌、石友三、刘黑七也，见队伍则极尽拉之能事，以供改编。有时且以死者充数，聊以骇人自慰。

朱复愤然曰：“救国都只准几个人救，这到底算什么世界？算啦，算啦，亡了国，也不是我朱庆澜一个人当亡国奴，吃什么苦，我都干。要受气，我姓朱的可不干！”

学生崇拜关麟徵

朱既倦勤，义勇军除冯占海部，泰半皆土崩瓦解。而故都大中学生之反日义愤，则远较前为烈，尤以平大、北大、中国大学、志成中学为最。

志成中学，为首先派学生参加黄寺集训之学府，受训学生均对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徵极为景仰。从此，该校遂被日方冠以“蓝衣社大本营”之雅号。其校长吴葆三虽极端仇日，而其本人与其妹吴莹若，则同为余之病人。

一日，吴示余彼之新作，题名“谁是我们的仇人”？其曲则为吴莹若所自谱也。词曰：

谁是我们的仇人？

怨毒结似海洋深，海洋深。

当然是我们的东邻！

侵我国土，藐公理，戮我民，布战云。

难道说：我们不想报那国仇？复国土，正公理，好把那冤气伸！

当然想：杀，杀，杀到野心国，杀尽野心民！

好，好，好，那你真是勇敢的中国学生军！

茹苦血汗辛，静待东亚起风云。炮轰富士富士崩，机炸三岛三岛沦。民族振精神，雪耻报仇在我身，热血好青年，建殊勋！

谁是我们的仇人？

当然是我们的东邻！（#章名结束#）

余阅竟笑谓吴曰：“倘关东军或驻屯军得闻此曲，则阁下反日之衔，将远驾曾扩情、张廷谔、于学忠、蒋孝先诸君子之上矣！”

吴亦笑曰：“固所愿也！”

吴为人虽极“海派”，而其爱国之忱，迥非“凉血动物”可比，因此余不以其“蓝衣社”之故，而故示疏远。盖是时之中国“蓝衣社”，在常人观感中，实与墨索里尼之“棒喝团”，以及希特勒之“黑衫队”，为一丘之貉也。

何遂玩世不恭

一日，久违故都之何遂，以省亲北返，小作勾留，数度与余作竟日游，凡八大处、京郊诸名寺，颐和园、清华园，足迹殆遍矣。

何为人极其聪明豁达，文武兼资，而有浓烈之无政府主义色彩。对一切权威、制度、规章、社会风气，向执反对态度。故飞黄腾达虽早于朋辈，而向有“狂狷”之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以空军负责人之资格，随徐树铮之“观战代表团”赴欧。彼时，何已官居中将，而犹在壮年。目睹欧美职业军人，白发苍苍，伤痕遍体，而勋章满襟者，多仅上尉少校之流，不禁大惭，乃自动改佩中校肩章，俾免尴尬。其他团员亦有起而效尤者。自是遂相沿成风，以代表身份出国考察军事者，多在肩章上自动降级若干矣。此事为何所亲口告余者，谅绝非齐东野语也。

何曾为孙岳之股肱，遂得冯玉祥之器重。而何于冯，则狂狷特甚，了无敬意。冯自蛰居南京，以军委会副委员长之身份，专在大学旁听之后，大写其丘八诗，亦尝以之示何，并故示谦虚曰：“叙甫诗词方家，幸有以教我！”

何离座览之，忽大声赞曰：“冯先生何乃谦虚之甚，而自贬之为‘丘八诗’耶？后世之读此者，乃知先生真民国丘八之第一人也！”

言次归座，始终无一语一字论及其诗。在座之常鸿钧、宋麟生、过之翰等，均为之愕然，继乃默然。冯亦为之大恚。

昔年冯之幕中，王铁珊最受推崇，冯于人前辄以师礼事之。实则王之矫揉造作殊有大乖人情者，故极为何所不怿。何籍隶福建侯官，“蓝青官话”平平耳，至是乃乘势以谑王铁珊。每言及其名，辄读之为“王铁栅”。友辈有怪而问之者，何笑答曰：“铁栅之为物也，远望则巍巍然，神圣不可侵犯。近睹则漏洞触目皆是，空而无物也。”

其对善做伪者之不稍假借也如此。

何于冯所欣赏特甚之人，多视如草芥，鹿钟麟即其一例，以其视上卑恭，视下苛峻，颇为何所不齿。一日，余与丁春膏、李筱帆及何，相偕往观“学生自行车赛”，余笑谓何曰：“欧谚中，‘自行车骑手’一词，固非颂语也。盖此种骑手欲求车快如飞，必尽量作折腰状，以减上方之压力；又必须双腿踢蹬如狂，以增加车行之速度。故人皆呼上谀下傲之徒，为‘自行车骑手’也。”

何闻而大笑，谓李筱帆曰：“是则鹿瑞伯可膺‘自行车国手’之号矣！”

是夕，酒酣耳热，李、何频频臧否西北军中人物，“二先生”与“马先生”二语，出现颇繁。余知冯素有“二马”、“马二”等雅号，“二先生”亦即由此蔓生者也。唯“马先生”则不知何所指。乃询之于丁，丁莞尔曰：“此语乃自贵国之俚词中借来者。——村妇匹夫相诟时，不乐以‘马鹿’一词泄其愤乎？呼‘马先生’时，实指鹿也。此种语法，于汉文修辞中，谓之为‘歇后格’。”

以“马鹿”名其人，余遂知李筱帆辈之老西北军，以及何辈之“保定系统”，不怿于鹿之处事为人甚矣。

其实，何之狂狷，固不仅于冯鹿王瑚之处，始可见之。渠曾亲告余与丁春膏曰：其长子何旭，原在同济大学习医。九一八后，愤而出关，欲自组游击队，以与关东军相抗衡。三数月后，果聚众成军，屡以伏击扰敌，旋移驻长城边沿，欲图整补。不意忽为东北军所包围缴械，或遣散或改编，而何旭遂顿成一“光杆司令”矣。于是，遄返南京，归告其父。何遂反笑而告之曰：“青年如汝辈者，非兼具理想主义之倾向与现实主义之认识，鲜有不庸碌堕落者也。必有理想主义之倾向，始有大志，始能见其人，见其远；此余所以赞汝出关游击也。必有现实主义之认识，始能脚踏实地，不事空蹈，不为挫折所困。汝组队抗日，不遭敌歼灭，而遭己方缴械，此即一现实世界中之丑态，不识此，即无法立足于今日之社会矣！”

何子返京后，一夕，与何、何妻陈坤立、妻舅陈元伯，共作竹城戏。忽闻叩门之声甚急，何虑系劫匪，遂嘱价仆暂避，而自出应门。既启扉，则一汽车与一戎装之副官鹄立于外焉。来客曰：“吾奉命欲见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何遂。此人安在？”

何答曰：“我即何也。”

来客乃立正敬礼曰：“委员长从南昌来，有命邀六人作一席谈，君其一也，即请整装登车。”

何辞以为时过晚，换装需时，容日来访。来客固请之，且曰：“余奉委员长之命，不敢不从命也。”

何大怒，立叱之曰：“他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我也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什么一定要我听他的命令？我就是不来！”

言毕，愤然闭扉，复作竹城戏，了若无事然。而此一短剧，亦即不了了之。此亦何所亲口告余者也。

何遂臧否人物

何返故都后，一夕，与余痛饮于庆林春，已微醺矣，忽索纸笔曰：“君知南京各院部，均获骚人墨客之四字考语乎？余今当为先生书之，聊供酒后一哂。”

纸笔至，何乃振笔直书曰：

行政院——永不换汤

监察院——北妓秦腔

司法院——湖北同乡

考试院——戴氏佛堂

立法院——万国文章

外交部——见日心慌

教育部——孔道方张

财政部——枉法贪赃

军政部——无饷无枪

交通部——吃尽当光

实业部——钱来何方

内政部——地图一张

海军部——睹舰心伤

侨务委员会——贵赖侨商

蒙藏委员会——目无边疆

水利委员会——越淹越香

赈济委员会——我饱人荒

余阅之，怪而问何曰：“君独不惮当道乎？”

何答曰：“此曹孟德之所以不杀弥正平也。”

余闻之，哑然者久。

何复就若干大人物之名，告余渠等之“四字考语”曰：

训练总监唐生智——唐而又荒

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调剂阴阳

军政部长何应钦——何事忙忙

文官局长魏怀——纸短情长

参军长吕超——官样文章

主计局长陈其采——概不求详

侍从室主任钱大钧——马弁部长

余览之笑曰：“非君不敢谑当道如是也。”

何又告余：中委覃振，以多痰著称，每有集会，辄闻其痰声呼呼然。故汪兆铭赠以一雅号曰：“呼图克图”。

覃之吐痰艺术，实逊谭延闿多多。盖谭亦每议必咳，但咳时颇有分寸，层次分明，绝不混淆。故汪兆铭亦曾赠以“恩克巴图”之名。顾名思义，实胜覃振之“呼图克图”远矣。

吕咸评杨永泰

老友何遂、丁春膏屡向余言庐山之美。吕咸自转任江西民政厅长后，每北旋，辄唆余以匡庐为消夏之所。吕虽为留学生出身，而官僚习气则与北洋时代人物绝无轩轾。每有所询，必以“哼”或“嗯”之长音尾之。每有所得，则频频点首，踱八字步不休，而左顾右盼，有如霸王项羽叱咤于乌骓神驹之上也。

吕咸之夫人，名刘文哲，亦余之病人也。相夫极为有术，且育子女多人，而吕就膳于家中之机会，则仍为稀而又稀。友侪告余曰：吕非食于肆间嘉肴之所，辄终日不乐。饭庄主人久而不见“吕厅长”施施然而来者，亦终日不乐焉。

久而久之，无形中吕遂为一金字招牌。“吕厅长”每日必到之处，定属当地上上之选，“食家”亦闻讯而来，趋之若鹜。于是，吕之政绩如何，虽无人道及，其奖掖烹调之功实不可没焉。

一日，余曾戏询之：燕京之山珍海味，千百倍于三江五湖之地，奈何舍此美馔，而于役于百创千痍之区耶？

吕莞尔而笑曰：权乎？权乎？——自商启予，徐次辰舍此而去之后，华北主脑，孰尚欲以工商厅之缺委余耶？君为医，故不悉官场中之秘辛也。头衔有“问”、“议”、“书”、“事”、“谋”五字之一者，皆闲员也。至大亦不过一“员”而已。为“长”者则不同，至小亦一“长”。“员”改为“长”，例特达之恩；小“长”升为大“长”，则理所当然也。

余询以自为江西民政厅长，时与杨永泰及其极峰，有把握机缘之后，是否亦有“得遂生平”之感否？

吕谓余曰：“直如张季鸾所言：熊天翼不过政学系中之一熊耳，唯此语诚不足为政学系中人道也。余在江西，日理万千，最头痛者厥为例须于每一‘建议’与‘条陈’之后，自加‘如有差误，情甘枪毙’八字。尤其后四字，几乎无一公文无之。初时亦每一提笔，即有触目惊心之感：久而久之，反视若无睹，偶见外省公文，少此四字者，反觉有头无尾，不合体制矣。”

当时，任江西行政区督察专员、县长者，以及泰半地方官吏，多属军界中人，故颇置“情甘枪毙”一语于泰然，而以此毙于枪下者，亦颇不乏人。一时有笑话云：阎王以地狱中待决之囚过多，乃命其罗拜于案前而自审之。有判烹者，判官则曰：“拽之于阶下油锅中庖之！”有判碎割者，判官则曰：“弃之于刀山之上！”有判枪毙者，判官则曰：“送至江西，在‘行营’下为官可也！”

江西之太上皇，久久非杨永泰莫属焉。杨之为人，精悍跋扈，令人侧目。唯其识见不俗，任事勇毅，均非孔、陈一流庸驽下乘所可望其项背。杨对下或如刘备之呵寒问暖，或如张飞之不假辞色，事之者咸以为苦。余亦曾以之戏询于吕咸，吕微醺，沉吟半晌答曰：“杨之待人，每予人以食生洋葱之感觉，辛辣干脆，人虽欲一口咽之，亦不禁流泪双颊矣。唯一之对策，厥为‘臭头臭脑，毫不卖（买）账’。盖杨每遇‘臭头’之人，反每敏折节相交，盖以其‘如此臭头，其中必有道理’也。余尝留学海外，于西人之‘臭头’语气，谙之已久。牛刀小试，已见奇效，余遂知与杨相处之道矣。”

杨调鄂后，旋被刺而殒。当局谓为两粤所使，而无人信之。有谓实二陈所为，有谓为“未央宫斩韩信”之重演，而昔年于役其下者私告余曰：此与其如夫人以及一夙所亲信之副官，颇有关联。杨死后，此如夫人且以自焚殉夫闻焉。

张善子养虎榻前

余既醉心于匡庐之游，而秉性疏懒，颇不耐局促避暑于一半旧式旅舍之内，故屡告友人曰：“苟吾能于匡庐购一席之地，以供夏日游憩之用，暮春一至，余则襆被而南矣。”

一日，余以小休赴沪，于李思浩招宴之夕，得识中法储蓄会董事长邓某。是夕，即令其座车送余返逆旅备用，极致殷勤。并频频招宴导游，屡以投资于中法储蓄会讽余。余窥其来意，颇欲敬而远之。而尔后三五年内，终于中法储蓄会股票之外，复购得金神父路、愚园路、辣菲德路等处房产，皆出此一邓君之赐也。余之庐山别业，亦即以邓君之介，得自一江西宿将彭将军者。

此一别墅，纯作荷兰式，有屋五间，位于牯岭之大林路上，距大林寺仅数十武，寺内晨钟暮鼓之声，晴日历历可闻。园极大，且有小溪，淙淙其间；屋后则古木苍森，鸟语依稀。一侧则距悬崖仅有一箭之遥，暮色苍茫中，下视幽谷，但觉雾烟云涌，颇富腾蛟起凤之状。

居此屋中，最有趣者，厥为“捕云以烹茗”。此举余实习自“虎痴”张善子，是时亦小休牯岭，几与余比邻而居也。

实则所谓比邻，亦非鸡犬相闻之咫尺可喻。居此山非一日者，无分老幼，皆例有一杖，其价极廉，而以褐木为之，上刻“寿星头”及若干人面，故其外形迥异于津沪各地手杖店中之物。山中登高跃下，有此一杖，实如添翼。少此一杖，则不颠仆频仍，气喘如牛者几稀矣。

张善子短小丰颐，长须飘然，“长者”风视其“艺术家气息”尤浓。养虎于榻前，见者骇然而窜。其画虎也，实寓神来之笔，遂亦以“虎痴”自号焉。余曾询其驯虎之秘，张徐徐对曰：“无他，吾褫其利齿，迫其茹素耳。吾得此虎于襁褓之中，故得左右之如他人之左右其犬也。”

张居庐山时，至辄携其从子，捧泰康公司之金鸡饼干一听，且食且行，安步当车，而至余之别业。余以“和茶”与日本饼点，星罗棋布于案前，以为佐谈之资。张遍尝之而苦笑曰：“先生幸不我罪，如此嘉（佳）肴，实不若中土产物也。盍一试我之饼干乎？”

自是，张来，余则待之以泰康公司饼干，茶则“沱茶”，张自谓此乃其故乡四川之特产，茶中虽未属上品，而于千山万水之外饮之，则颇可略解乡愁也。

沱茶既足，饼干将尽之际，张复告余曰：“茶馀酒后，小吃中之天下美味，盖鲜有超乎四川之‘红油抄手’、‘赖汤圆’与‘担担面’者。”

余戏讽之曰：“君为川人，曷自任烹饪，治此天下美味，令我一快朵颐乎？”

张开颜而笑曰：“余于‘红油抄手’与‘赖汤圆’，但解如何食之耳。唯‘担担面’一味，尚可勉力为之，但亦烹饪术之理论而已。至于亲操鼎镬，则非余所长矣。先生倘欲尝此天下美味，曷不躬自入厨一试？余当就其烹饪之道，为先生详释之。”

翌日，张果携细面与调味诸物来访，余亦欣然入厨。张则立于余后，循循指导。厨仆均聚于一角，遥睹窃笑。吾二人亦不以为忤，仍悉力以赴。未几，面成，味殊不恶，二人各尽数器，扪腹大笑不止。

山中天高气爽，蓝空万里，令人胸襟一扩。每见远山之后，烟云一缕，冉冉而升，不十分钟，则阴云压顶，一片迷蒙，迅雷暴雨，亦随之而至矣。顷刻雨过云消，重视晴空，万物雨洗，更增妩媚，花前草上，一派清香，松风鸟语，此起彼应。是时也，目不暇接，耳不暇听，真如置身仙境矣。

方其云烟弥空之际，虽隔案亦不能见人。此时如大敞门窗，户外云烟即不待邀而入，迷迷蒙蒙，似雾非雾，而潮气逼人。不旋踵即渐淡渐散，化为乌有矣。

一日，余与张善子坐窗前待雨，张忽谓余曰：“曷遣贵价聚集家中坛罐于窗下乎？但俟云烟入瓮，立即以纸封之，略待片刻，即全化为水，以之烹茗，乃人间天上之享受也。”

余闻之大喜，即命仆价助吾二人“捕云”。初以之烹“沱茶”，张且啜且赞，谓余曰：“苟有吾纸笔在此，可立绘一幅也。”

后，有人告余：庐山产云雾茶，“捕云”以烹“云雾茶”，当更觉诗意盎然也。余以之询张，张欣然颔之。

山中日必数雨，至是，张每来访，则非有“捕云”而煮之云雾茶不能尽欢。一时，余别业中之空坛空罐，堆积如山。每逢雨来，仆价等则“捕云”以储之，所以备款待张善子之用也。

“财神”累于妻孥

牯岭傍山为市，街道井然，市肆栉比，俨然有城镇风，而其整洁有序，似于青岛之外尚无出其右者。

山上警察，皆衣白制服，御热带盔，彬彬有礼，与南北所习见者迥不相同。山上商店却聚居一隅，而住屋别墅，则分散四方，彼此难相呼应，唯治安则极好，鲜闻有盗窃案，是亦一大奇迹也。

友人告余曰：此乃庐山管理局长谭炳训之功也。谭初为汉口工务局主脑，虽貌不压众，而精明能干，勇于任事。自调主庐山后，颇欲励精图治。唯牯岭之夏，权贵云集，翁姑如是其多，儿妇顾此失彼，虽长袖善舞，亦深感做人难耳。

一日，余方诊谭于其官邸，遥见五六彪形大汉，身着绣有“公馆”二字之运动衫，尾随于二身御皮夹克、手执小马鞭之恶少年身后，初为球戏，继进烧烤野餐，践踏于谭家草坪之上，坐卧驰骋，旁若无人。余意颇不怿，遂询谭曰：“何恶少，胆敢放肆如是？宁不知此处为先生之私家园庭乎？”

谭之惶恐溢于言表，反顾左右而言他曰：“那倒没有什么关系，反正都是自己人。——谁不知道他们是‘财神’家的少爷小姐？”

余闻而默然久之。此辈于权贵云集之区，地方长官私邸之中，居然无法无天如此，则对蚩蚩小民又将如何耶？身为当朝宰辅之人，无能教子，焉解牧民？公愤之难平，天下之扰攘，必矣。

后，余以此事告黄秋岳。黄虽于役中枢而不减书生狂态，笑谓余曰：“君知此君大号二字，出于何典乎？”

余莫知所对，黄莞尔曰：“此简称也。原文实为‘庸人用之’耳。”

“财神”府中有“王副官”者，为财神亲信中最有实力之人物。王为山西人，系财神之小同乡，府中为奴已近二十年，虽粗俚无文，而深得“财神”夫妇信任，且尤以能为欲向“财神奶奶”有所打点者穿针引线见称。

“财神奶奶”聚敛成癖，而又巨细不拘，有供必纳，毫不作态。王副官既能出头代表“财神奶奶”收受，亦能迅速向“财神奶奶”转达供奉者之要求。故凡曾至“财神庙”中一觐“财神”者，遂无人不知有“王副官”，亦无人不呼王为“王兄”，敬之谀之，唯恐不至其极矣。

黄秋岳虽寄情诗酒，于功名夙示淡泊，而对一时之风云人物，则颇多臧否，而尤对“财神”不齿最甚，于其阴私亦最稔。黄自云有家在上海，与“财神庙”近在咫尺，其女佣与婢，悉与“财神”家奴为“姐妹淘”，且为同一“摇钱会”中人，故庙中之秘闻，外间所不悉者，黄知之独详。

黄告余曰：王副官颇懒于出门接洽，暇时亦少，故凡有志报效“财神奶奶”者，多能以银行礼券，或书明“王××”与“王××”户头之银行存折，亲自向王献上。熟于此道者，例封对套固封之。外书“王××副官赐纳”、“惠纳”或“勋纳”，则皆为请其原封转呈“财神奶奶”之数。至于外书“笑纳”、“哂纳”、“亲纳”者，则王之分内所得也。

此外，外省之赋税与财政机构，凡走内线者，无不知财神府中有一“王××”在焉。待遇优厚，按月汇沪，而其款亦泰半入于财神奶奶之“绣房”。王亦以财源茂盛，冬必狐裘，头戴水獭帽，指上巨戒累然，且拥有二妾焉。

是时，庙中亲信，尚有参事李××，中文秘书黄某、许某、郭某，英文秘书乔某。李颇耿介清白，故尊而不亲。黄、许、郭则清白不如李参事，有力不如“王副官”。乔某则原出于“财神”之门墙，其妻刘女士，艳冶多姿，亦为“财神”之及门弟子，且最得“夫子”垂青。其家中布置之豪华与西化，咸视“财神庙”具体而微。“财神”呵护桃李备至，且时时以“公务”为名，而移樽就教于其家。乔则不与焉。

是时，得刘于“财神”前一语，其迅速有力，不逊“财神奶奶”。于是，乔府之财源大开，“财神”门下人物深谙内情者，虽私下不直乔刘之为人，而当面则惟恐有所得罪，致干天谴也。

乔之诞辰，寿筵大张，宾客如云，馈赠如山，以“财神”之尊，亦亲临致贺，且洋洋然周旋于贺客之中，言笑甚欢，举座惊为异数。宴间，忽有一戏院之“戏票黄牛”，来电话促驾云：“昨日已有人来包去包厢一座，言明系专为乔秘书祝寿之用。今大轴戏已开始，名角即将登台，盍速来乎？”

接电话之仆役，以之告乔刘，均愕然不知何人推爱若是，惟念“祝寿而邀请观剧”，则此剧必属佳选无疑，故嘱仆役问之：“今夜所演何剧？”

移时，仆朗声回报曰：“老爷，太太，今天演的是《钓金龟》。”

举座为之喷饭，而乔大恚。事后，刘曾以重金请“私家包打听”探问孰为此恶作剧之幕后人物，反复盘问“戏票黄牛”，亦无线索可寻，盖来者并非熟客，且纯系现钱交易也。事遂寝，而此“戏票黄牛”之声价，反为之大噪。颇有好事者以讹传讹，谣称“财神”携乔刘于“龟”诞之日，同往戏院观赏《钓金龟》一剧，于是，购“黄牛票”者，每询“黄牛”曰：“汝其该《钓金龟》之‘黄牛’乎？吾颇欲一见之。”

时，“财神”常以“心脏停跳”闻，夫人嗤之以鼻曰：“心脏停跳者，汝老奴临幸乔府过密过长耳。苟彼母狗‘停跳’数日，汝老奴之残喘即有望矣。”

黄秋岳告余曰：该“老奴”闻而赧然，唯屈尊于“母狗”之家如故，足证刘亦人间尤物也。

“财神”之有“心病”，余于沪医处闻之再三，谅非虚语。而黄秋岳亦适于“循环失调”与“精力难继”，乘余过沪时频频就诊。黄于前朝掌故，民国秘闻，如数家珍，如观掌纹，故余亦乐与之游而忘倦也。

黄于当代“伟人”，除“财神”外亦多谑辞。一日，于扁舟荡漾之际，忽询余曰：“先生知冯玉祥命名之故乎？”余以否对，黄乃笑曰：“冯之原名焕章，足证其先代乃麻将专家与星相学者也。何耶？冯一生，以倒戈易帜为其特色。麻将中，以牌易牌，谓之‘换张’。此与‘焕章’同音而不同字，故冯之先代乃锡以是名焉。”

津门出诊

一日，余赴津门，为卞府太夫人视疾。卞为土著中之巨富，家资之雄，不在王占元、王承斌、张彪者流之下。其宅第亦巍峨有王者气，而仆从如云，一呼百诺。绝非燕京富户、青衣小帽、殷实而内敛者可比于十一。

与余会诊者，除余友松本医生外，尚有古都名中医孔伯华、天津名中医查文舫与黄际午。中西医会于一堂，势必各执一是，亦不可多见之事也。

余与孔医素稔，遂同车往津，抵站时，夕阳犹在，而卞府少君先肃余等至逆旅，复设晚宴于“法国俱乐部”，备极奢华。席次，松本君私以日语告余曰：“是处曩非华人所能涉足游之所，而卞府中人独得登堂入室，足见财可通神，‘狮心王’与拿破仑之后生，亦甘为阿堵物而折腰也。”

宴毕，复肃余等返逆旅小憩，始再四道劳而去。余等遂坐候卞府派车来接，而至时已近夜半矣。甫入门，又复肃余等“进点心”数事，且歉然示意，花厅侧后方有密室，可“供”嘉宾闭目养神片刻。众皆笑却之，盖我侪中，除查外皆无阿芙蓉癖也。

至是，始入内会诊。众人所见略同，卞太夫人疾寝已久，其子孙所以殷殷求诊者，实则尽其心之所安而已。

诊后，复肃余等进点心数味，亦嘉（佳）肴也。其少君又导余等至一空车房中，示以楠木巨棺一具，并告余等曰：“此地习俗，木成棺，手起斧落，闻其裂帛之声，可卜病人吉凶。据匠人告卞府，就斧声而论，卞太夫人尚有将近二旬之寿也。”

次日，其少君复邀宴余等，款待之殷，虽属北人，亦不多见。席次，谈笑风生，余戏询孔伯华：“此剂中又有羚羊角乎？”

盖孔特喜用羚羊角一味，友好中甚至有直呼之为“羚羊角”者。孔闻余言，莞尔答曰：“不用羚羊角，其能为孔伯华乎？”

是时，查忽投箸而起大笑曰：“津门病人咸知，黄际午喜用柴胡与朱砂。二公会诊，而能水乳若是，诚异数也。”

事后，孔告余曰：“卞之先世，虽不学而善事权贵。未识缘何竟得李合肥之青睐，且与李之‘张大姑爷’，亦为折节之交。后遂以李之因缘，为聂士成等部采制军服，包办‘粮台’，月积年累，乃成巨富。虽多金而事李相国之门，恭谨卑微，如一价然。李府长幼，虽时或诟之不稍假借，而卞甘之如饴，遂益得合肥之钟爱，从此财源茂盛，富甲津门矣！”

次日，松本医生忽过余曰：“君其杂为会诊寿家乎？吾在津门另一巨富之家，安姓其人者，视疾有日矣。病入膏肓，无以报命，而病家频频以延医会诊为念，君何移玉一行，以证余之诊断不妄乎？”

余以友情与天职，均不容余有遁辞，遂往会诊。安府气派，颇似卞府，负责接待者且以余学历之故，再四告余曰：“安府亦有少君一人，留欧深造有年，且亦与西人媾婚矣。”

诊视结果，与卞府殆无二致。盖此辈富贵尊荣，讳疾言医，一旦病不能起，始图以“会诊”之举，吓退病魔，其不败于死神之手者，几稀矣。

是夜，就寝前，松本忽又来电话曰：“此番扰君清睡，绝与会诊无关。唯余有一病人，曩属风云人物，今在津闭户隐居，日唯有糖尿病自娱，颇有与君一晤之雅兴，君其有意乎？”

余意世间岂有以病自娱之人？而松本颇不谓然。但云君在中土，失势显贵，车载斗量，能自甘淡泊而以糖尿病自娱者，尚属上选，视彼辈营营终日，忽南忽北，以求再起者实多多矣。

次午，果有一车迎余于逆旅，余友松本亦在焉。

既抵其地，主人几亲临其闼，与吴玉帅隐居燕京之风，迥然有所不同。其人修长而目有凶光，眉宇间则仍存秀气。腕上有佛珠一束，笑容可掬，启口之际，不云“有缘”即称“善哉”。此固当日之五省联帅孙传芳也。

余闻孙曾负笈东京有年，颇异孙之谈话，只字不用日文。余乃悄谓松本曰：“孙大帅不乃日文如流者乎？”

时，孙忽操已不甚流利之日语，笑而言曰：“自日本处处待我辈如高丽人后，余已渐忘日语矣！”

余闻言为之大惭。

潘复诨名“大舅子”

是时，燕京之上流社会中，无人不识福开森，余与之交往多年，尤于吾友“溥三爷”之诗酒会中，屡与并坐。其人举止平易，出语诙谐，有其在座，满室生春，极为宾主所倾倒。而其中国友好之多，亦绝非若辈骄狂之“洋人”所可望其项背者。

其人久居故都，屡睹巨变，经验之宏，舞袖之长，“人缘之佳”，每令余兴“叹为观止”之感。是时，燕京之电话，例须先经电话局之接线生为之拨号。余闻人言：市人中仅福开森与管翼贤二君，其语音为电话局所素稔，接线生一闻其声，即接线特速，有时且向之欣然问候。盖福、管二君均极善博人好感，出语亲切而彬彬有礼。逢年过节，且不忘向接线生致意焉。

以其稔人之众，故福开森乃有“北平电话簿”之雅号；而管翼贤则被称为“电话总机”，较福氏尤高一级。盖“电话簿”尚须查考，而“电话总机”，则无一号码不知，亦无一号码不通也。

是时，北方之驰名政客中，亦有二人以特长交际，而获绰号，唯远不如福、管二氏之能登大雅之堂耳。此二人者，厥为北洋时代之国务总理潘复，以及二十九军之所谓“智囊”萧仙阁也。

自宋哲元入主幽燕之后，大肆收罗北洋人物，如高凌、王揖唐、李思浩、潘毓桂之流，均一一延揽，畀以空名，而任其活动。潘复自亦见猎心喜，颇欲乘机重登政坛，遂乃日夕奔走奉承于二十九军之将级人物中，余与雷嗣尚、林世则宴宾之会，曾数遇此公，面团团而油润如脂，肥头大耳，长袍马褂，见人则“呵腰示敬”，每二三语辄抱拳拱手，以示谦和，实予人以天桥江湖艺人之感。席上，口不停言，头不停点，左答右问，而复与其他诸客眉目传情。宴间之忙，概可想见。宴后言旋时，乃于其肥头上，加一“小结帽”，而上躯亦作半折之状，双臂慢摇，有如曳重物者。别时，目半张而做痛苦状曰：“实在想再谈谈，兄弟做东，哪一天能多聚一聚？”

余闻：潘之卑躬屈节，以在“进德社”中最甚。不识之者睹其状，咸以渠为承办军装或包修兵营之一老板也。

“进德社”为宋哲元之“招贤馆”。人言：有北洋遗老以段祺瑞之安福俱乐部业绩言于宋者，宋为之大喜，遂立于铁狮子胡同辟精舍为之。一时，北方之风云人物，夜间不周旋于“进德社”者，千中无一。有志登龙者，自亦百方钻营，以一进为荣。而屡进不疲，乃竟青云直上者，亦比比皆是，故当时既有“进德饭庄”之号，更有人命名之为“上天梯”；而凡能在“进德社”中朝夕出入者，遂为人赠以“天桥一怪”——“云里飞”之绰号，盖喻其已有腾云驾雾、呼风唤雨之望也。

人言：潘复每至“进德社”，辄哈哈连天，头如捣蒜，胁肩谄笑，见人则捧。唯除秦德纯尚虚与委蛇之外，师长与参谋长之流，如冯治安、张维藩、程希贤、张自忠、赵登禹之流，见之亦傲然相对，甚鲜辞色。潘虽与之言赌言“抽”，亦时有尝闭门羹之痛，遂唯有见辄大谈其女人经耳。

久之，“进德社”中人，遂锡之以“潘大舅子”之名。盖潘于社中见人则以“床笫风月谈”，为羁縻对方之技；而二十九军中之将级人物，十九出身行伍，籍隶燕赵，虽喜闻之于先，而必笑诟之于后。每闻其言毕，辄莞尔曰：“×他个妹妹！”或迳如赵登禹笑予以四字短评曰：“你个舅子！”

相因成习，潘遂以“潘大舅子”之名蜚声于故都，而亦终未能直上青云，一遂所愿。

萧振瀛逢人结义

萧振瀛仙阁，于二十九军中，手无一枪一卒，而能覆雨翻云者，善逢迎，小聪明之外，相识满天下，广交三教九流，自亦助其成功不小，余闻人言，萧常喜自诩曰：“我萧仙阁身上有‘两大’：一个手大，一个嘴大。——手大四方拉，嘴大吃四方。这就是兄弟我的看家本领！”

萧之为人也，貌似豪爽，而城府极深。与人交时，初识即熟；再晤已成“托妻寄子”之交；三晤时则非拜把子，愿“生生世世结为兄弟”不可矣。是故，其家收藏“兰谱”之多，亦臻骇人听闻之境。一日，天津银行巨子杨天受造其私邸，萧适外出而恳杨稍候于花厅内。移时，杨入厅旁之盥洗室，自窗中见一庭院，遍地皆有红色信封，而上置石子一枚，使勿随风飘去。院中尚纵横大箱数具，仆价多人正自其中抱出更多之红色信封，散置于地上。杨返花厅后，一小价以热手巾进，杨予以“赏钱”而诘之。小价笑曰：“日来阳光极好，夫人遂令我辈将老爷所收之兰谱，取出一晒。此事年年一度，不足为怪也。”

萧为关外产，体丰硕，头呈长方形，而前额特宽，萧亦自诩其天庭为稀有之福相，故每于表示惊喜，或追忆旧事，或慎重思考时，辄以五指拍其前额，而意在使人惊其异相，肃然起敬焉。即外出时，萧亦喜将其帽“扣”于后脑之上，而令人对其“天庭”一览无馀。

余以行医糊口北方，既历十馀寒暑，日本驻屯军中将校及其家庭，自多为余之病人。是时也，萧仙阁正以冀察当局之“相国萧何”自居，而朝夕挟日本以自重。日之在华北稍有地位或名望者，以及长袖善舞之辈，萧均百计结纳，务期亲近。且屡择其心地耿介者，约为“异邦兄弟”，遇事则恳其为之奥援。初时，自以为得计，久之，乃见其弊。盖宋哲元以次之二十九军人物，除秦德纯等二三人外，粗通文理者已几稀矣；唯其于“扶正诛邪”之心理，则可谓人人有焉。是时，中、日二邦，表面虚相委蛇，实则已等敌国，身为日侨者，处处感两难之叹。而华北风云人物中，真正挟日人以自重者，非特为丘八老爷所共弃，且亦为自爱与明智之若干日人所不齿。而萧仙阁其人，则此辈中声名最秽者也。

以其勤于与日人“换谱”、“结拜”，乃大为二十九军之层峰所恚。而日人中之晓事与洁身自好者，亦避之若蛇蝎。盖一朝有“兄弟”如此君者，无不啻与龟兔蛆虫为伍耳。

余闻旧识高木君言：若萧某者，名为亲日派，实则摧残中日关系之烈，为他人冠。高木君志在政治，而中年丧妻，复丧其爱子，遂忽而万念俱灰，决心归隐故园，礼佛自忏，其情可怜，其志可嘉。异土一别，再见何日？行前余饯之于庆林春，高木君感触万端，不觉醺醺然醉矣，于当时之华北人物隐秘，多所臧否，而最为其齿冷者，厥此萧君也。

高木君语余曰：“初时，萧之见宠于中日双方者，实其卖弄小聪明与辩材之功也。萧既于风云紧急之会，广结日方关系，以亲日嫡派资格出现，遇事自可以‘自己一家人’之身份，为日方于幕后划策，以为晋身之阶。

倘日方欲求一方圆十里之地，萧即慨然曰：‘贵邦人士真君子人也，惜未悉中土处世为人之道乎？君欲十里，必索五十里、百里、千里，始可令此十里垂手而得。如但直索十者，则最多不过得三五里耳。’

日人欣然纳其计，乃索五十里，以至于百里、千里。萧遂转而语华北当局曰：‘吾之日本关系，多如牛毛，重逾万钧。苟用我一力支持，当使倭奴得地不逾其所索者四五分之一，而令其舞蹈谢恩也。’

于是，双方皆重用之，而日方乃得方圆十五里之地而退。对日，则萧可称：‘苟非我，贵邦何多得此五里之区？’对中国当局，萧则云：‘苟非我，吾国且将失方圆百里之地也！’”

语毕，高木君喟然叹曰：“如此一萧君者，固于日本愈多愈佳，唯余于清灯礼佛之际，必欲祷告神灵，令扶桑三岛千秋万世勿有此型人也！”

余虽从未与高木君一型同流，而于其临别所言，颇多警惕；且又嫉恶成仇，世故不深，故乃对萧避之唯恐不速；而萧则屡有拉拢之意，且动辄欲结“金兰之好”，余多方却之，极以为苦。

一日，萧忽排闼而入，见余则眉开眼笑，以掌猛拍其前额曰：“哟，我的个太爷！您可到哪儿逍遥去啦？我找得您真苦呀！”

旋即力促余以生辰八字与之。并告余曰：北洋巨子王揖唐，携来一命相圣手张某，日于“进德社”中，为显贵大谈休咎，而所言皆中。渠知余医务甚忙，故特来取“八连字”，代我一行，盖此机一失，日后必增交臂之叹也。

余虽觉萧之来意非恶，唯颇疑其志在赚取“八字”，自书“兰谱”送上门来，逼我“生生世世永为兄弟”。遂故作不解人情之状曰：“吾家世代，多为武士，于卜筮休咎，素未置信。况余生时，乃在东京，东京时间亦与中国相差甚巨。犹若此一命相圣手，倘设馆于燕京，今日王某来，生于云贵；明日李某来，生于辽沈，虽同为某年某月某日之丑时，而实际则大有先后，相差何止分秒。然则此名相圣手于卜算时，究以何地时间为准？余不敏，尚望有以教之。”

萧闻之愕然，继则连打哈哈曰：“妙极啦，妙极啦！您是不但看病的本事高，连开玩笑都是一把好手！兄弟我是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未久，余友林叔言，亦即当时之北平财政局长林世则，私告余曰：“仙阁恚君甚矣，昨谓常小川，郑大章与余曰：‘妈糕×！那个矢老头子真不识抬举！没想到一个日本穷看病的，架子比南京的‘孔老西’还大！”

“孔老西”为萧在中枢之奥援，乃当时既肥且贵之“财神老爷”也。

萧振瀛因尿失官

余虽未与萧仙阁“义结金兰”，而渠仍深信：他日余或大有可供其驱策之处。故仍不时屈尊过访，或折节招宴。

天津大办其盛况空前之“黄会”时，渠复以市长之尊，八行一纸，专简相邀，并以预定旅馆房间与头等车票为饵。房间自未便请人顶替，而车票则于力辞不获之馀，连同“贵宾入场证”，一并转赠于余诊所中十馀年之老司事成启骏君。成君木讷耿直，而忠实逾人，故恒为侪辈讥为“成傻爷”。子女成群，布衣素食，从未一睹声色狗马之盛。至是，余乃馈以车票与游资十蚨，使作津门之游。归来后，容光焕发，精神倍长，为其同人与家族，娓娓道“黄会”中之盛况者，累周而不倦。而尤以平生首次坐“头等车”，且于“饭车”中略食数事，视为异数焉，余亦为之欣愉竟日。

中日经济开发之首脑，兒玉总裁，匆匆访平时，宴酢过多，乃突感不适，召余往诊之。注射与小休之后，仍能应酬如故。遂一夕招余预其宴会，以示答谢。席间，得邂逅秦德纯将军，时之北平市长也。

秦告余曰：“数闻仙阁道及大名”，旋即絮絮与余谈萧之“为人四海”及“口才盖世”。余唯默然，唯唯诺诺而已。秦似觉余意在言外，乃告余曰：“此人读古书甚多，吾闻君于汉学颇饶兴趣，是则与萧大可切磋一番矣！”

余闻秦言，微感不怿，觉其颇有情殷意伪之嫌，盖渠既屡闻余名于萧之口，当已深悉余于萧笼络之术，未肯就范，奈何仍为其进言以绐余乎？加之，萧虽屡以“学冠全军”自诩，实则余之故都文友，早已泄其底蕴，并不足以使“化外之人”见而起敬也。

余闻人言，萧每于得意忘形之际，佯醉以告人曰：“西北军里，真正把古书读通过的人，其实顶多只有两个半。一个是王铁珊，那半个是湖南才子雷嗣尚。还有一个，人家都口口声声说是兄弟我！”

萧虽自诩如此，而恒时出语，则多俚句，而尤以“尿”字为其口头禅，几于无语无之。人谓此系其土语，自小养成，余实未知其然也。

“尿”字之用，既极频仍，其含义自尔包罗万象。友人告余曰：萧口中之“尿”字，可作“骇”解，可作“惩”解，亦可作“欺”解。而“尿了”二字，可作“亏”解，可作“败亡”解，亦可作“受骗”解。

是故，萧之口头禅，几于华北风云人物中，无人不知，而率皆与“尿”字有关。举其大者：

咱哥俩是肝胆相照的朋友，谁还会“尿了”谁不成！

咳，你这么一来，可真把我给“尿了”！

他敢有个三心二意，咱们先“尿了”他！咱们是老哥们，你就是真“尿了”我姓萧的，也还不是

哪儿“尿”哪儿丢吗？

萧既口不离“尿”，见人辄“尿”。凡识之者，皆知其语病。久之，遂为人锡以“萧尿壶”之名。管翼贤告余曰：命锡之意，盖有二焉，一则以萧语多“尿”字；二则随时为最污秽之服务，而绝不择用之者为谁也。

人言，“朝阳门事件”时，土肥原力主不为已甚，永见参谋长和之，遂交涉未久，数语而决。议罢，萧与土欣然离场后，土忽向萧低语笑曰：“萧阁下！今天是您‘尿了’我，还是我‘尿了’您？还是谁也没‘尿了’谁？”

萧闻之，满面通红，捧腹大笑。后遂于言词中“尿”字大减矣。

更有人言：“尿壶”先生之所以渐少言“尿”者，盖系宋哲元躬自诫之也。先是，冀南保安司令孙殿英，本属西北军中骁将，风头不让宋哲元、韩复榘、孙连仲之流。而势穷来归，形同伴食，目睹昔日之随军闲员（萧曾任河套设治局长，与一“县知事”相等）呼风唤雨，自不心服。于是，一夕乃于“进德社”中，佯醉告宋哲元曰：“明轩，咱们都是同棚的老弟兄哪，有啥就说啥！我看呐，那个萧仙阁，什么都能替你争脸，就他奶奶的不能跟小日本办外交！他那个一口一个‘尿’，‘尿’得小日本心想：‘咱们二十九军的人，成天啥都不想，就想着个鸡巴！’”

宋闻言甚以为然，当其时也，萧与师旅长广结“金兰”，自成一党，已大触宋之忌，对之颇有“礼遣”之意。至是，更觉不可耐矣。遂于再度晤萧时，一闻“尿”字，立即正色告之曰：“仙阁，咱是个老粗，你可多包涵包涵，也用不着在咱面前专讲脏字儿！”

当时在场者，闻有秦德纯、张自忠、李显堂、戈定远、冯治安、赵登禹、李筱帆、王长海等十馀人，萧觉无地自容，颜面尽失。翌日，遂悄然返津，表示“倦勤”。而二十九军中之实力派，则闻之大快。是时也，有小报缀一联曰：

小一号登龙因鸭步，萧二爷丢官为鸡巴。

“小一号”者，当时故都最驰盛名之“女招待”也，在食堂任职，而使户限为穿，未几即有金龟婿量珠载之以去。一时传说：其最动人处，厥为其行走时，全身扭动，有如鸭然，故该联于其“鸭步”特加赞美焉。

萧刘辅瀛“诗册”现世

萧仙阁去职前后，一日，余于《实报》副刊之“疯话”一栏中，见随笔一则，大致云：“偶见一精印诗册，作者为萧刘辅瀛，据查乃一市长夫人。”

此外未置评一语，余颇以为异。盖余与此栏之作者“老宣”，亦有数面之缘，谅其必非为懒而忘，遂言止于此，而未多一笔。自忖其中必有文章，乃请管翼贤，告我以个中奥妙。管笑曰：“老宣此栏，命为‘疯话’。是故渠所未赞一词之事，苟入此栏，读者自当立以‘疯人之语’，狂妄无稽者视之。”

越数日，此一“老宣”，乃偕管翼贤，以及《实报》之“打油诗”作家张醉丐，《世界日报》之副刊名将左笑鸿，联袂而至。管曰：“当今之世，奔走终日，始能糊口。而于奔走中，尚以小病小疾为虑者，真妄人也。而此中复有不惜血汗钱，悉数贡之于江湖医生者，实天下之冤大头矣！身为外人，而赚尽冤大头之血汗钱者，自当扪心以问，慷慨解囊，山珍海味，以杜吾口！”

言毕，复笑曰：“今夕所费，何必挂怀？日前所言之市长夫人诗册，其无一饭之值乎？”

于是，一同驱车至丰泽园。管亦妙人，入座即谓“跑堂”曰：“别告诉厨房里，今天有小日本在座，免得他们在菜里拼命放糖！”

点菜之任，管曰责无旁贷；而每点一菜，则告我以价，复问曰：“这是几个冤大头的血汗钱？”

管与余固老友也，万事均“童言无忌”，亦向不介怀。苟遇良机，则余亦对之嬉笑怒骂，令其体无完肤，而事事皆以一笑了之，从无后言。每思老友，神驰心颓，能不泫然？

席间，管示余以一线装诗册，以连史纸与“大号仿宋”精印。标签为傅增湘或刘春霖一类文人所题，究竟为谁，余已久忘之矣。书面作褐色，上书“酂轩唱随集”，内有诗五十六首；前有序，序中频频其“外子”，而序末署名者，则赫然为“萧刘辅瀛”四字。自始至终，泰半为夫妻唱和之作；而十之二三，则该“外子”之杰构也。

萧刘辅瀛者，为当时在华北炙手可热之贵妇人。识之者，自亦知其“外子”为谁。何以此贤伉俪，忽欲以闺房中苦吟得来之句，公之于世？何以于诗册中又不述其夫之名？又何以自号其私邸曰“酂轩”？均令我难以索解。

左笑鸿曰：以彼度之，“酂轩”，或来自“酂侯”，疑系市长自况于汉相国萧何之意。此一诗册，自未能于坊间得之；而率由“相国”夫人持之以馈友好，故左虽辗转得来，而颇属非易。

余于筵间匆匆浏览，老宣与张醉丐亦从旁指点，且评且释，顿开茅塞不少。其中之珠光宝气，实令人有目不暇接之叹。如《过赵子龙庙长歌》有句云：

诸葛关张奠帝基，三国纷争苦乱离，

独战长坂功难比，七进七出世间奇。

读来颇似鼓词之作，又有《长城血战旧址口占》一首曰：

齐鲁男儿胆气豪，挥刀跃马欲收辽，

喜峰口上风雷动，关岳功名一羽毛。

显系萧于渴望察哈尔省主席一职时，书此以向宋哲元献媚者也。张醉丐久为《实报》撰“醉丐打油诗”一栏，辛辣诙谐，兼而有之，甚为社会欢迎。席间，三杯下肚，忽掷箸曰：“吾得之矣！”即呼“堂倌”取纸笔来，一挥而成《读〈酂轩唱随集〉后偶成》四首：

市长夫妻大笔挥，唐宋名家两泪垂，

悔不当年学驱鬼，吟诗今似画钟馗！

酂侯坟上起红光，相国冤魂未肯降，

吾门子孙真不孝，为著朱衣“尿”亦香！

河套承宣气吞天，盗国功臣岂等闲，

“尿壶”飞升原易事，只在虾夷一笑间！

诸葛迂儒公瑾狂，如今英杰属萧郎，

卖国归来诗兴动，笑拥夫人写几行！

张醉丐书毕，掷笔抱拳曰：“得罪，得罪，醉中语及贵邦矣！”

余曰：“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正义之感，举世皆同，遑论中日同文同种者哉！”

张乃大快，是夜遂烂醉如泥而散。

醉前，管翼贤告余曰：“自老宣攻讦此一诗册后，各方电话，纷至沓来，均系代萧说项，或径欲代其取回诗册者。

未多日，而萧已失欢于宋哲元，日人亦弃之若恶疥。于是，萧更忧有人借此诗册，以为‘打落水狗’之用，乃千方百计，图以重礼易回也。”

而余始终不解，何以萧呼风唤雨，数载于兹，倘欲以文名世，何不斥其幕宾，代为捉刀？或加斧正，使其少贻笑柄耶？管翼贤默然有顷，亦觉无言以对。

朱、楼悲剧

福开森君，虽为一美侨，久居中土，而其为人与操守，则视潘复与萧仙阁之徒远矣。余以福君之介，遂稔清末翰林院中人，杭州楼兴诗君。

是时，鼎革虽已逾二十年，而楼之一言一答，仍似古人。子女二人，则以醉心革命，联袂东渡。归而俨如土生土长之日人，与中土一切格格不能相入。父子女间，唯一共通者，厥为其对民国之憎恶耳。楼兴诗虽自称不问世事，而每闻复辟之讯，辄欣然而跃。

其子为“日本士官”毕业生，力倡“中日一家”，旋得某巨公书，委为上校，欣然前往就职，竟从此不知所终。

其女楼咏琴，能诗善舞，绰约多姿，交接者泰半为日人中之三教九流者。余屡以其父对伊期望甚殷之故，谏其善为自处，弗听焉。

日本关东军唆石友三部偷袭故都之前后，北平西城有数处地裂，焦气四溢，而路现龟纹，楼兴诗君以高年睹此平生未经之异事，深以为忧，竟心颓而死。

未几，楼咏琴女史偕一留美硕士朱彭寿来访，二人已议婚嫁矣，只待余为楼方之证婚人耳。婚毕，而二人已为“亲日”与“亲美”之争，动辄争吵竟日。

楼必于其寓中设榻榻米焉，虽夫至亦必先脱履，始可登堂入室。又每日必有“茶道”典礼一通，朱自引为苦甚。而朱之必听跳舞音乐，必用刀叉，力倡以三明治或冷菜，取午餐而代之，楼亦绝不能耐。

未久，二人即起正面冲突。楼出，则朱取其日本香炉、竹席、腌瓜、牌九，掷之窗外。反之，楼则尽弃朱之唱片与名酒、明星签名照片于垃圾箱中。

俟楼诞一女后，朱更以工作关系，长留津门。楼则居于故都，中日之男友兼收并蓄。余闻之惟长叹而已。

楼于新婚之际，曾锡其夫朱彭寿以“二八”之名，其意何在，人莫与闻。自是，朱遂以“朱二八”之名，蜚声于友侪中焉。

一日，楼忽携一西装笔挺，油头粉面，口操日语之男士来访。余叩其姓名，楼急答曰：“二八，余之夫也，此乃余之情郎也，故余拟名之为‘一四’”。

是后，余遇此“一四”君，何止十馀次，而始终未悉其姓氏，亦不知其究为日人否。

自是，朱楼之间，相残日烈。楼则唯日是善，而朱则极端亲美，憎日特甚。酒酣耳热之际，朱彭寿常抚余肩低语曰：“余所最恨者，‘小日本’也。一生所遇日人，令我真忘其为敌者，不过三数人耳，而君其一也。何以致之，吾亦不解。”

余闻之，仓皇无所对。数年后，朱以“抗日有据”之故，尽命于宪兵之手；而余则颠沛欧美。骤失故人，悲思无限，岂仅临风零涕而已哉！

一日余询楼咏琴曰：“尔呼朱为‘二八’，可得闻乎？”

楼施施然答曰：“八者，猪八戒之简称也。吾以其丑，虽猪八戒亦当自愧弗如，故以名之。”

余知其与朱之结合，并非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者，遂颇不怿于其见异思迁之速而且厉，遂进而询之曰：“然则君之‘一四’先生何如？”

楼莞尔弄姿，如大阪与横滨之怀春少女状曰：“君亦识近卫文公乎？吾之‘一四’即酷如其人，此余所以一见倾心者也。”

余亦笑应之曰：“倘近卫公得悉君之深情，未知亦能如‘一四’先生，欣然以‘一四’自号耶？”

是时，朱每周必乘车来探其独女朱亚诗。每至先来余处，再以电话向楼通知，故渠与“一四”先生终鲜把晤之缘。一日，朱于余处久电楼而未达，闲中与余对酌，遂有小饮而微醺，整颜谓余曰：“吾稔君有年矣，他日或有后事相托，君将拒我于千里之外乎？”

余曰否，朱乃欣然曰：“余无父母兄弟，仅一女耳。楼之以招蜂引蝶，坚其‘美艳绝伦’之自信，余已稔之久矣。徒以吾女之故，不欲其生‘有母如娼’之感耳。余生当乱世，而颇不耐袖手旁观。或有一日余将为人置之死地，萦怀者则余女亚诗也。倘君对尔我交情，尚怀一念，请代照顾余女，则感甚矣。”

余闻之悚然，唯有诺诺而已。盖余亦早悉楼咏琴于日方人士中，长袖善舞，面首成群，行径颇类一“色相间谍”，第不知其为日本用抑为中国用耳。今朱君忽出此言，其不祥之预感使之耶？抑对余有以试之耶？

饶孟任教楺升木

一日，北洋时代之名人饶孟任，忽来余处，状极委顿，举止失措，逡巡久之，欲言又止。多年来，余屡历政变，昨日犹呼风唤雨，而今日已惶惶然如丧家犬，但求觅一逃死之地者，实累见不鲜，且亦不时锡此辈以舍下方寸之地，使避“风险”。上天有好生之德，余虽对政坛之风浪，无动于衷，宁可逆天而行，见人有危而不予以援手乎？

以是，余遂疑饶孟任之来，为避祸耳。外间或已有其政敌之缇骑，伺于门也。遂力促其小休于余处，三数日后，再议行止。并谓之曰：“勿沮勿忧，虽天大之事，明后日观之，复觉其小矣！”

饶者，闻与同盟会关系极深，而于军阀乱政时，则俨然为司法界之魁首。北方底定之后，政坛似已无其施展拳脚之地，遂改业律师，包揽讼事，所获惊人。“推事”之流，闻其名而心动，睹其“手面”而色授魂与。于是，不旋踵而成北方律师中之第一矣。

而是时，以政客之身，善舞之袖，为人包揽讼事，借刀笔而享律师大名者，虽已有王章郑魏四雌雄，惟皆在南方，与饶固“井水不犯河水”也。

余挽之既殷，饶乃意动，卒曰：“余食不甘味者，累日矣。今当与大夫一醉，请为我令丰泽园送一砂锅鱼翅席来，可乎？”

余罢诊时，饶已于客厅中沙发上，沉沉酣睡矣。二人据案对酌有顷，饶始渐吐其锥心切腹之痛，盖此来绝非与政治逃亡有关，实乃祸起闺中，红杏出墙耳。

饶系川黔产，家有糟糠，自毋论矣。东渡负笈，与纵横政坛之际，均迭有娶离、离娶之事。既为律师以糊口，风光手面，均与当年相去颇远，热心利禄如彼者，自感寂寞特甚。一日，忽有一奇富之贵妇，驾临饶处，嘱以代办离婚之事。饶乃食指大动，摇唇鼓舌，多方开导，授其于离婚前与离婚时，向夫“淘金”之术。其计果售，未几遂人财两得。不图此贵妇于归饶后，仍对天下男子目光如炬。于是，乃有一身兼“潘驴小闲”四德者，忽成入幕之宾。而该贵妇遂以饶前授“淘金”之术，尽淘饶之金以去。昔日司徒，而一败涂地以至于此，顿首呼天，亦于事无补。饶于精神恍惚，百计俱穷之际，犹思以“苦肉计”，遂其破镜重圆之愿。欲令余告其逃妻：“彼已深受刺激，神经失调，长此以往，必死无疑”，冀以此诱伊人携其重金，复归于饶也。

余告以覆水难收，收之无味；纵今年收之，能保其明年不再覆否？饶知余不欲为其用，默然久之，惟狂饮而已。

是夜，彼坚欲回寓，余亦唯听之耳。越一周许，偶与余相值于东安市场，身伴已有一珠翠遍体之丽人，而饶亦精神抖擞，恍若另一人矣。

余旋闻：此一丽人，乃北方一大军阀之下堂妾，极富缠头之资。既委身事饶，“饶大律师”乃又雄于资矣。后复一至余处，请为之诊鼻。盖饶虽身材适中，丰硕有度，翩翩然有“银行分行经理”之风，唯其鼻端红色杂陈，俗所谓之“酒糟鼻”也。该丽人或颇以为忤，故饶必欲去之。余辞以学非专长，介之于吾友天津日医井上君。自是，余遂未重逢此君。

人言：此一丽人曾为“狗肉督军”之宠妾，与饶邂逅几达及一年，始归一北洋世家子。但亦有人言：丽人与“狗肉督军”毫无关系，自归饶后，亦从未见异思迁，而饶遂突以瘵疾，逾年而死云。

余于饶印象特深之故，盖彼曾屡示余书柬数事，署名悉为“中州”，更称余为“道兄”。此外亦有署名为秋山定辅与犬养毅者。闻其接交，睹其为人，颇令人有扑朔迷离之感。为“名律师”者，其人如是，法云乎哉？“法治”云乎哉？

饶尝介其戚万兆芝于余，亦一政客而兼“名律师”者也。万为鄂产，人极圆滑，其精明过人处，与管翼贤只在伯仲间耳。万亦常出不凡之语，一日谓余曰：“极乐世界一域，迳可以举足登之，但待人间无警察、无医生、无律师时，即得之矣，何以故？无警察时，则自已无盗贼。无医生时，则自已无疾痛。无律师时，则自已无违法乱纪之人也。”

万与鄂系军人，如徐源泉、何成浚、萧之楚等，均颇有渊源。人言，渠于此鄂军宿将之处，均例有“干薪”，每月寄来。苟北方有所酝酿，或此三公欲与北方风云人物有所联系，则万均可为之分忧。渠等更常于风云变换之际，电万以求其策，依赖之殷，由此可见。

人询万曰：“君既为三公所重若是，曷不襆被归鄂，就近为其朝夕划策乎？”万笑曰：“彼所需者，纵横家也。而纵横之能久保其富贵者，盖以其身挂六国相印，而永不朝夕随侍于一王一侯之后也。是故，张仪竖子得以显贵，而商鞅、孔明，鞠躬尽瘁，终至恨恨亡身也。盖此三公，数千里外，来电求策者，需我也，贵我也。与之相隔关山，则吾之地位如客卿，如师友。苟去而就彼，则朝夕伴食应卯，地位乃一降而为幕僚，为部属矣。余愚岂至于此？”

余于日曜之日，亦难小休，故恒每年两度，稍作遨游。万忽以电话询余曰：“余知大夫又将作小休计，其有意一游汉乎？”

余醉心山水，复酷嗜古迹，而独于三楚风光，意殊淡然，遂逊谢之。万曰：“余将赴汉一行，以祝某将军夫妇之双寿。君若同车，则两不寂寞。何况‘黄鹤楼上看翻船’之绝景，非身历其境者，不识其味也。”

谢道智御妻有术

余对某将军所识无多，仅有三面之缘而已；最后一次晤面所谈者，则泰半为养生滋补之道，以及男子更年期间之若干现象。余觉彼与多数政要迥然不同之处，即在其绝口不谈政海人事新闻，亦对现实问题，甚鲜议论。所谈者无非摄生与风月，佳肴与美馔而已。言时亦谆谆然，如一老妪谈天宝故事于其绕膝子孙之间。深沉稳重，殊少粗犷之气。绝不似北方之绾兵符者，虽纶巾羽扇，谈笑风生，而犹令人有“杀气腾腾”之感。

唯某之举止意趣，亦绝不类一现代之新军人；而与泰西及扶桑之所谓“儒将”，亦径庭远甚。

某之轶事逸闻，余于赴汉途中，已自万兆芝口中，得有相当印象。旋于汉酬酢中，得识江汉关监督谢道智，遂如入宝山，有取之不竭之势矣。

谢之“纱帽”虽不若某之大，而海关乃半洋机构，收入之巨，绝非理地方财政者所可望其项背。更有“洋员”以备咨询，地位自于无形中提高不少。故某将军与谢于谊属同乡之外，复为“牌友”、“嫖友”，几于无日不一聚首，无话不谈。

谢性豪爽，极似燕赵人物。虎背狼腰，声如洪钟，斯人一出，众皆辟易，人皆戏称之为“大花脸”。盖每有谢出场之处，辄当众“哇啦啦”大叫，而能令在场者自惭形秽，鸦雀无声，颇似张飞、李逵迳闯中军之情景也。

谢“大花脸”与余至友丁春膏君为挚友，曾同在宜昌，设计倒袁，以应义师。故甫经介绍，即一见如故。坚邀至其如夫人之处，促膝作“竟夜之谈”。此公之如夫人，亦丰颐如戏台上之“大花脸”人物，而对谢驯顺温柔，几使人疑其产自三岛。不旋踵，已有二男童长拜于堂下，盖其子也。

谢一一为余介之曰：此余之二雏，“和尚”与“猴子”也。旋即告余以命名之意：“和尚”者，以其呱呱坠地之际，头如牛山濯濯也；“猴子”者，以其在襁褓中，面瘦而多皱纹也。

未几，谢复挟余呼啸而去，往晤其“正宫”太太。谢入内室，叱之如雷而后出。旋又有二子，年较长者，长拜而入。谢为余介之曰：此余之二小犬，“和尚”与“猴子”也。

余以在“如夫人”处，已识其“和尚”与“猴子”，何以此间又有“和尚”与“猴子”乎？

谢似窥余意，笑以目止之曰：“和尚”者，以其静也；“猴子”者，以其动而不停也。

余瞠目不知何以为对，唯有效京中应酬之惯例，频呼“好相貌，真好相貌”而已。

有顷，谢复扶余臂而起，长笑出门，驱余登车，另访其“小眷”。余不能耐，遂于车中询其何以有二“和尚”与二“猴子”之故。

谢笑曰：余之“侧室”，乃所谓“两头大”者，盖于婚嫁之初，明知并非元配，而欲自立门户，自封“正宫”者也。故于酬酢场中，人皆必以“谢太太”称之，而不能冠以“谢二太太”之恶名也。此两妇人，碍于“两头大”之故，虽未能于其名衔中，争风吃醋。而于其所出，辄斤斤计较不休。余遂冠以同名，而其母不知也。是故，余在“侧室”前，即偶忆及“元配”之幼子，或在“元配”前，忆及“侧室”之长子，其名则一，而其母则亦以为余意在渠子，而不以为忤也。

余惟叹曰：“御妻术精如君者，今世不作第二人想矣！”谢之“小眷”，年甫及笄，对之频作小鸟依人之态。谢顾而乐之曰：“余垂垂老矣，有此尤物以助余还我青春也。伊归余半年，余已自觉元气充沛，筋血健旺，数倍于前。‘雪公’所言，实不我欺！”

某将军采补养生

“雪公”者，某将军在鄂之尊称也。谢语余：某既貌如老猴，遂有善相者告之曰：“此乃大贵之相，或即史间所谓峨嵋古猿，吸收千百年日月精华后所化作者也。”

自是，某虽闻人以猴况之，名之，亦毫不介怀。且于床笫风月间，诛求无厌，唯猿是肖。自在武汉拜受“上方宝剑”之后，威势赫赫，谁敢忤之？第某深信“采补”之说，又私以“临凡孙大圣”自况，遂致“频召处子”，非此不乐，非此亦不能入眠！

某在鄂为王者数年，苟谢道智与万兆芝所谈者，未悉属向壁虚构，则身为其子民者苦矣！其身为子民而未破瓜者尤苦矣！悲夫！

谢云：此公于采补术，自信颇有所得，故已视“处子”为药，一煎而服，再煎则已等“药渣”矣。其副官卫士，稔之甚详，故常以“搜求处子”为大事。始则求诸偶然，继则多方寻问，终则坐守于女校之前，以待贫寒家女。

闻此一“再世孙大圣”之官邸，颇富林园之胜。后园中有一精舍，孤立远悬，花木重重，虽惊呼绝叫，外间亦弗闻也。此公夜夜必来，以资“采补”，而“补”毕即去。补药为何人、何年、何家子、何以来此，均不置一问。“进补”所馀者，自即入“药渣”之选，均资遣之；而亦有为他人所收纳者。

此公既悉仅在“补”，绝无恋眷之意，故雅不欲女识其面貌，一以避日后之纠缠，亦恐女见其“猿相”而大惊，致败双方之情绪也。

人云：亦有副官与卫士，钟情于民家女，而屡遭女家峻拒，未能遂乘龙之愿者，遂先假虎威，强“娶”之入官邸后园精舍中，明知仅此一夕之后，则伊人必归我矣。

此一巨公，何以行为荒诞若是？殊难得人谅解。或谓其志在“采补”，故每日非“新药”不可。或谓其过信相者之言，以古猿自况。而前人有说云：“猴非八妻不乐；猿则以一雄而对十二雌；彭祖其人，亦半猿也。”总之，其御鄂女之众，破瓜之频，则余于谢万二人口中，已可见其一斑矣！

唯余闻此公遇其下颇厚，追随者多德之，或闭目不问其“采补”之事。渠以中原大战，天下板荡之际，苦守平汉一线，屡为敌挫，而虽败不怯，故为当道所重，倚为华中之万里长城，而与湖南何键同称“异数”。年深日久，二人遂俨然“土皇帝”矣。万谓余：一夕长沙闹市有狂士以“灯谜”示人。一谜语曰：“三国丁廖，翘首鄂湘。”

揭之既久，苦无应之者，遂乃揭晓其“谜底”曰：“奉化之辈，奈何奈何？”

此二何者，盖指何键与雪公也。未两日，设谜者已为何键之缇骑捕去，闻旋即以“惑众歹徒，滋事为非”之罪名定谳，从此莫知所终。

一言丧邦，虽不足信；一言伤命，则是时是地，诚信矣哉！

桓侯庙逢凶僧

余滞汉时，正欲为匡庐之行，谢道智忽持一电来告余曰：“丁春膏适来电，即将抵汉，作入川之行。君曷稍待？”

翌日，丁即抵埠，把握甚欢。据云：“中央刻正驱军入黔川各省，其意盖在乘此统而一之也。

军事方面已有精锐万人，别动队一总队，宪兵一团挺进入川矣。随之而入者，明有行营主任贺国光，财政特派员关吉玉。而暗则有身份不明机构之女代表周敦瑜，财孔之银行界秘使龚农瞻，税收方面秘使我也。”

丁虽衔命行，意殊不舒。私告我：财孔以其祖丁文诚公，清末督川多年，极为川民所爱重，父老至今念念不忘。财孔欲辟巴蜀为一重要财源，而又欲于肇始之际，尽量收敛民心。彼深悉丁在北方极富清廉明正之誉，故拟假其为己之金字招牌，借以顺利“收川”。

是时，丁为中法储蓄会之执行董事，代李思浩辈负责维持该会于风雨飘摇之中，而财孔则屡欲收该会为己有，压力频频，益使该会深感自危。是故，当财孔向丁折简相招，密挽其作四川税务秘使之行，丁迫于中法储蓄会之厄运在望，不能不一行以敷衍之也。

丁“秘使”之任，虽身为四川财政特派员关吉玉者，财孔亦未使与闻其事。故丁此行，乃简从轻装，除一价外，唯偕陈姓、郎姓之两“视察”耳。而此二君亦皆作仆役装，俾不致触当地军阀与“关特务员”之忌。

丁复凄然谓我曰：“余此行实非得已，心烦意乱，度日如年。今幸遇故人于此，而更幸故人之有暇遨游，曷即伴我一游三峡乎？

再至重庆，俗务纷纭，自不敢再渎清神。则君或登峨嵋，或往探黔中山水，以至桂林天下绝秀之地，或则再循三峡附轮而下，均随君自便也。”

余立诺之。遂偕登重庆民生公司之一“巨轮”，但忆其名为“民×”，系川中实业巨子卢作孚所有，吨位虽不及外轮，而整洁有序，则实过之，轮上员工，均着灰色制服，彬彬有礼，一如欧西经营有方之轮渡。余与丁均甚异之。

途中风景，愈行愈奇，令人有观赏无尽之感。轮至云阳，舟子遥指山巅一点红曰：“此张飞庙也。”

于时，碧空万里，浮云冉冉，远山处烟笼雾漫，时隐时现，如在仙境。而此一张飞庙则矗立绝峰，戟指蓝天，一若有所不甘雌伏者。如此奇景，令人心醉，余乃力说丁作半日之游，明晨更附民生公司他轮溯江而上可也。丁然之，乃欣然偕陈、郎二君“递飘”登岸。“递飘”者，是处无码头，必须借扁舟以上下也。

云阳市街，既陋且溢，殊无足观。旅舍皆置一灯笼于门外曰：“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或曰：“日之夕矣君何往？鸡既鸣兮我不留！”

十人有九，缠头以巾，口衔烟袋，盘膝坐于茶馆之中。乡人告丁曰：“此地有张飞庙二：一在山脚，名张侯庙；一在山顶，曰桓侯庙。后者参拜甚难。惟神像后有古井一口，传即范疆、张达杀张飞之后，献首于孙权；孙以避祸故，弃之于是。土人珍之，投于一枯井，而润之以油。故张头平时深沉井底，有人灌入油百升时，头即浮至井口矣！”

以余记忆所及，云阳既无电灯，亦未见一汽车。上山时，余曾遇三五戎装者，挺胸跃马而来。其马均奇小如驴，乘者二足几已及地，似此仅较泰西警犬略大之马，非目睹绝不信其有也。而犹稀不可得，欲登山至张飞庙者，唯有乘“滑竿”耳。

“滑竿”者，以二长竹为之，中间有一锅状之坐具，或为竹制，或为绳制，或为米袋。二人掮之而行，上下如飞，似履平地。登山时，且行且歌，似皆为相互警惕行路安全之意。余仅忆其一，前者歌曰：“脚下石子亮堂堂”，后者立和曰：“上坡下坡莫要慌！”

路似匪遥，而抵庙时已近黄昏，诚非初料所及。丁固犹游兴盎然，而随行之郎、陈二君，已忧形于色，盖深虑夜行山路，必逢盗匪也。

庙中除住持外，仅有山僧三二人，浓眉大眼，与想象中之化外缁衣，迥不相同。张头深沉井底，灌油百升之后，即可一睹之说，似非虚语。唯住持言：年来民生凋敝，来此观张头者，岁无一二。寺僧又虑人盗此古物，故已覆一大石臼于其上，必须先去石臼，始可灌油入井也。

臼既去，而暮色已浓，庙内阴暗低沉，益增肃杀之气。而庙外山风频起，萧萧而过，更令人有置身鬼域之感。移时，油满几及井口之际，遂突有一黑物，其大如一椅垫，泛泛然而上。馀晖惨淡中，实不能辨其究为何物。而住持已令山僧与余等罗拜井旁，喃喃谢罪曰：“有劳三将军大驾！”

旋即呼众以臼覆之如前，余回顾郎、陈二君，已张目无言，呆若木鸡矣。

余与丁各奉“布施”之后，住持复坚留我等一饭于寺。且曰：“我辈僧众，居此庙以侍张桓侯者，不忌荤腥，自当以山鸡野味，一快先生之朵颐也。”

余等逊谢，而丁虑特合时宜，改请住持假山僧一二人，于夜色中导余等下山。住持亦一解人，大笑而起曰：彼当自任之，且嘱一徒以为助。行前更携来“松明”数枝，以利步武。“松明”者，以松枝为束之“火把”也。

丁私告余：“君向闻‘买路钱’一词乎？此时此地，非此不可。”

余遂与丁各出三十蚨，付诸住持之手，请其沿途妥为安排一切。住持以手拍胸曰：“有我出家人在，就没得‘棒老二’！”

“棒老二”者，匪之别名也，以棒击路人，而掠其财去，故有是名。

住持深虑余等沿途胆战心惊，遂尽起全庙僧众，前呼后拥，以为“保镖”之用。途中果有三数次，路边黑影幢幢，语音嘹亮，似有多人在焉。而住持应答如流，寒暄数语，余等之“滑竿”，即得安然而过。余非身历其境，绝不信有其事。唯有默坐“滑竿”之上，嗟叹“天下之大”而已。

既抵云阳，余与丁复宴众僧于逆旅之斗室中。殊众僧皆嗜肉，且豪于饮，亦一奇事也。对酌间，住持始告余等：剃度前，彼乃川中军阀但懋辛部一团附也，杀人如麻，而有子女近十人。一年，时疫流行，子女尽殁，其妻临终时谓之曰：“汝杀人多矣，伤德多矣，故有是报！”

彼悔恨交并，乃大悟人生，弃官而遁，以张侯庙地僻人稀，易于隐居避祸，遂剃度焉。而未几旧性复发，尽逐庙内诸僧，而自为主持；并结纳四周之“棒老二”与“袍哥”以自保。后数年中，复有多人来求“挂单”。彼仅留其三，对馀众皆拒而不纳。此三人者，悉昔年之丘八也，而尤以一田颂尧部之机枪连长为最。夜深酒酣时，彼曾为余道其平生得意之作，历历如绘曰：“老子三挺马克沁，摆开在湖堤上，只朝着人多的地方，卜卜卜卜卜，杀得他龟儿子血流成河，只跑脱了十三四个‘屁娃’！”

盘桓经宵后，众僧复殷勤送至江干，依依作别。

“递飘”赴轮之际，丁忽忍笑告住持曰：“长老勿罪，此君乃余之老友，一日人医生也。”

众僧闻此，怪眼圆睁，莫知所措。而其住持忽抚余肩大笑曰：“格老子，朗个日本龟儿子同老子摆得到龙门阵？××的妈！你龟儿子硬是要得！上有青天，下有黄泉，你龟儿子同老子莫‘蹭蹬’，老子同你刀山进，刀山出！谁个‘屁娃’敢拔你龟儿子一根毛，老子的人马，不杀他个七进七出，你叫我‘锤子’！”

嗣后，丁告余曰：四川土语中，“朗个”者，缘何也；“硬是”者，实系也；“蹭蹬”者，谎言或胡为也；“屁娃”者，“断袖”之人也；“锤子”者，日人所谓“男根”也。

川省佃户即农奴

余既伴老友丁春膏入三峡，初抵山城重庆，即觉其嚣尘逼人，与余所习惯之燕京幽静气氛，大相径庭，遂欲附次日之轮东下九，以登匡庐。

殊财孔之另一秘使龚农瞻，时已在渝鹄候丁数日。见余后，更大露亲切之状，盖渠乃十馀年前之留日学生，平日颇乏机缘，于川中一谈其日语，故坚欲一尽地主之谊，且力邀余赴渠之故乡江津一游。

龚系蜀产，家有良田千顷，又为川中财阀康氏兄弟股肱之臣，久以美丰银行为其禁脔，位尊而多金，实已臻人间饱满之境。第其人热衷官场，“纱帽”之瘾奇大，故乃乐为财孔所用。且自度其政坛名望，不若宫保世家之丁，故虽同为秘使，而实如司道。遇事辄请示于丁，颇予人以逢迎唯恐不周之感。

余深悉吾老友丁君，淡泊耿介，志在激浊扬清，而不在名利场中大打擂台。故龚事之愈卑谨，丁亦轻之愈甚。而惜乎今世似龚之人特多，而若丁者已少于凤毛麟角矣。

龚之故里，为江津近郊龙门滩，江流湍湍，至此险滩重重，且有一地，下泄如瀑，亦美亦险。登岸时，已有华贵之“滑竿”二乘，伫候余等。行约一句钟，始抵龚府，其处深宅大院，屋宇连绵，雄踞于小阜之上。远远望之，颇有侯门气象。

饭后，龚复偕余小步远眺，以示其故乡之美；然以余观之，亦无足奇。唯一足记者，厥为散居于其府四周之“佃户”人家，均在小康之境，鸡鸭满园，猪羊成群。而身为家主之人，则均是日为我等掮“滑竿”之力伕也。余为之大诧，而龚笑曰：“此间，非如是不足以示佃户对‘东家’之忠，亦不足以扬‘东家’对佃户之威严也。此辈出外时，皆赁‘滑竿’以代步，而每逢东家需代步时，则责无旁贷，概由彼等自任力伕矣。”

此为余作龙门滩之游时，大开眼界之一端。孰意于翌晨闲步间，即又得亲历一平生闻所未闻之事。

余晨兴时，龚尚高卧未起，幸其园庭广众，足供闲步消遣。抵前院时，忽见龚之介弟“幺老爷”，与其妇“幺嫂子”，正向昨日掮滑竿之佃户及陌生者多人，指手画脚，发号施令。

“幺老爷”刻充乃兄府中之管事，龚对之亦为“部属待遇”。故龚与余相对之时，“幺老爷”皆不与焉。以是，彼亦不甚了了，余于汉语，究解几何。是晨，与余互唱喏后，即对庭前佃户继续发令。

余于此十馀分钟内所耳闻者，实令余愧愤交并。盖“幺嫂子”正向佃户各派其“份”，而“幺老爷”则书之于“账簿”，以资查核也。

“幺嫂子”之语，余不解者有半，大略谓：二老爷现实有贵宾在家，自当每日五餐伺候。此五餐者，除晚夕二“点”之外，必须“尊主敬客”，采取“吃一拣二眼观三”之制。是故，府中厨房待汝今晨交来油母鸡若干只；待渠交来上好精肉若干斤；待彼交来肘子若干对；待伊交来鸡蛋若干枚；待尔交来上等豆油若干桶；待汝交来鲜果若干篮；待尔交来上好茉莉花茶若干筒……其馀蔬菜西瓜，平均分配，人各若干挑……

余既不忍亦不敢一窥众佃户之面目表情，唯有自恨鲁莽，来此徒增彼辈终岁辛勤者之无聊负担耳。

反复思之，益不能耐，乃立趋龚之寝处，鹄候其兴。见则告之曰：“余决速归，即日东下，此来为铭谢与道别也。”

龚见余坚不欲留，遂即摒挡诸事，草草登程。掮余等之“滑竿”者，则仍为其府旁猪羊成群、粮谷满仓之“佃户”也。

轮次抵渝，余卒询龚曰：“贵地有‘吃一拣二眼观三’之语，此何谓也？”

龚抚膝大笑曰：“此其先生匆匆言旋之故乎？吾弟妇‘幺嫂子’，夙以此术，令诸佃户供其每年熏腊所需之猪鸡也！”

余仍固请其告以“吃一拣二眼观三”之含义。龚对曰：“吾乡之大绅，若有数载难逢之贵宾来时，辄以‘吃一拣二眼观三’之盛宴待之。此语，盖以比例言之。意谓上桌之菜，天下皆谓为美味者，至少当有六分之一；味美而喜恶由人者，当有六分之二；悦目壮观而味平平者，亦须有二分之一。故菜上桌时，琳琅满目也。”

余始返渝，是夕即于宴前邂逅重庆仁济医院一外医，以及求精学校美籍之贝牧师；二人皆应龚所邀以晤余者。殊甫经把握，该外医即以英语告余曰：“川中军阀多如牛毛，此倾彼覆殆为常事。唯年来此辈已得一敛聚民心之捷径，厥为高呼‘以日为仇’是也。呼此最响者，虽未必定能底定巴蜀，而捐款之来已以万计。君为日医，无端冒此巨险，实为不智。倘好事之徒，以杀君为奖券，借以名利双收，则君之命运惨矣！”

归时，乘“滑竿”经一巨宅，门首大书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少年军军部”。门前有年可十二三之童子四人，皆着灰色军服，背负单刀，手持步枪，枪犹高于其顶。四童值此稚年，当属“黄金时代”。睹此，令人怜爱交并。余意：中土地广人多，不乏壮士，虽黄口亦有汪之志；宁忍失天下父母之心，令乳臭小儿，暴骨疆场，马革裹尸乎？

翌日，余乃乘轮东下，登匡庐以作小休。丁春膏送余至江干，喟然曰：“君与吾籍属两邦，而困境则同；盖我二人均处于污泥而不染耳。余之官场，君之日本，其非污泥也何？”

川船水手不救溺

余幸以友情难却，得为三峡之游，山光水色，实为余生平所仅见。自得略识此鬼斧神工之画境后，余于品评天下名山胜水之时已审慎多矣。

此行唯一美中不足之处，厥为再抵都所目睹之一幕人间惨剧。

是时，余在大餐间外之甲板上远眺，见有二三“递飘”小舟，逐浪而来。未识何故，我轮鼓轮向右回转，轮激浪起，漩涡益众，一舟距轮尾较近，忽如落叶，被浪卷覆，除舟子外，尚有男女各一，箱笼数事，均陷波涛。岸边江上，尚有小舟十馀，似亦目击此事，故遂桨棹并举，飞抵该处。而令余大惊者，厥为彼辈争先捞取箱笼，而无人投一瞬于载沉载浮之一双男女也。

尤奇者，轮上“大副”与水手数人，均凭栏指点，时向捞取箱笼者，呼以戏谑之语；而“救生圈”虽在咫尺之处，但烦举手之劳，亦始终无人取之掷于水中也。余始则大惊，继乃大奇，终则大愤，乃飞步取之，投向溺者。再欲取另一“救生圈”，竟有二水手执余臂而阻之曰：“君若甘他日溺死，悉听尊命。惟勿连累我等，否则惟有白刀进红刀出而已！”

是时，轮亦忽速，瞬息即弃其馀之“递飘”小舟而去。执余臂之二水手，亦露齿而笑曰：“适才鲁莽，幸勿罪我。日后当知我二人乃君之救命恩人也！”

言讫，扬长而去。余犹愤然，而大副已至，首致歉仄之忱，继谓彼虽目睹其事，亦深信二水手所为，实出善意，绝不能以之为罪也。

余怪而问之，大副曰：“川江险滩重重，舟覆人溺之事，久已习以为常，故人皆迷信，宁信其有，毋信其无。俗谓溺死者必得一‘替身’后，始可超生再世，皆日夕以觅人为念。故每有落水者，人皆信其为溺死鬼所择之‘替身’。援手而救之，必触鬼怒，而思报复，则将来溺死者，即为此救溺者于不死之人也！以是，于川江拯一溺者，直若引火上身，绝不为同舟者所谅，盖此辈深恐连累也。”

晚餐时，余以此陋习询诸船长，而所答略同。余亦唯有抚膝嗟叹而已：人命之贱，人情之薄，一至于此，复何言哉？

途中，至少亦有三五次，遥见浮尸逐波而至，水手遂以长竿阻之勿近，思收其骸骨以葬之者，绝无一人。盖咸信一对此所谓“水大棒”之浮尸稍表怜悯，即必触水鬼之怒，定将兴风作浪，必至船覆人溺而后已。余以为见死不救，行同禽兽，而犹觍颜哓哓，自以为是者，直豕犬不如矣。今日言之，犹觉愤然。

三人堕马疑案

有滨田君者，余稔之逾十载矣，谋面虽稀，而友情颇洽。盖彼以长袖善舞，久居江南，所交结者恒当朝显要；而余则悬壶糊口，不预国家大事，亦不介入政坛是非。是故，“河水不犯井水”，滨田君遂于余无所戒备，遇则尽欢，谈则言所欲言，每以当世之秘辛见告。余虽姑妄听之，孰谓事后竟其应若响，且多属幕后插曲，殊不足为外人道者。

“冀察特殊化”酝酿方殷之际，此君突以身患绝症闻，遂万念俱灰，洗手不再问凡间事，更尽售其所有，买棹东归，不复作返华计矣。行前尝为北国之游，与诸旧识一诀，余宴之于丰泽园，席未终而彼已醺醺然，或乃“酒入愁肠”所然欤？

既醉之后，乃更口若悬河，言及当世秘闻，如数家珍，而余亦大饱耳福矣。

宴后，余邀之来舍，车过中南海门前时，滨田君忽询余曰：“曩闻故都一公安局长，曾于此一带悬有小木牌曰：‘骑者慢行，谨防堕马！’此事果确否？”

余沉思曰：“昔日似曾见之，今已不知其去向矣！”

滨田君莞尔而笑曰：“此一公安局长，苟非极善做官者，即为一位老实人，乃信中南海门前堕马而死者，尽系骑术欠精之故耳。”

余闻而心动，请闻其详，滨田君曰：“君忆长城之战乎？当时，何应钦以军政部长之尊，衔命北来，为‘军分会’之主人，而该分会组织既无定章，职权更欠分明；人浮于事，叠床架屋，更属馀事。

即以参谋长一职而论，同时见于报章者，即有三人之多。或谓熊斌，或谓黄绍雄，或谓王伦。

其实，熊系以参谋本部之身份，出长何氏幕僚；黄则由蒋手令，以内政部长兼任‘参谋团团长’；王则实为何之股肱，昼夜随节于中南海内，实为三杰中，真正握有实权之一人。

日军既据密云，前锋直接平郊，三十万华军，且战且走，颇有绕城而过之势。是时，何之左右，甚至黄郛与张群之流，均力主立订城下之盟，庶免涂炭，或竟迅速远引，一走了之。而王伦独持异议，坚欲屯军都下，决一死战，且欲立调全部炮兵，包围东交民巷，飨以排炮，令其内之外使外侨，悉数与日人同归于尽；借以使外邦迁怒于日军之迫我太甚，致遭此池鱼之殃也。

闻其言者，皆骇然失措，力斥为妄，而何为城下盟之志亦立决。《塘沽协定》既成，王虽未获谴，而意殊愤愤，每谓‘竖子不足与谋。苟纳吾言，断不致有今日也’。未几，遂以清晨堕马暴毙于中南海前，喧传故都矣。

王夙嗜骑射，每晨必策马奔驰于中南海内，逾一小时始罢。遇难之日，突有一汽车，高速猛驰于马后，且长鸣车笛不休，马不能耐，乃惊驰如狂。仓促间王亦堕鞍，而足犹在蹬，拖曳而行数十武后，已面目残破，脑浆涂地矣。

肇事之车，自无踪迹。而论者或谓王之惨死，乃日人报复之举。或谓有人虑其使气愤事，恐贻日方他日以口实，遂断然出此一举。

逾二三年，财孔有上海‘公馆秘书’铁健生者，精干而刚直，疾宵小如仇。公馆中人，咸侧视之。而铁复屡以‘清君侧’为言，苦谏于‘部座’之前，而终不听，反遭内外之忌。乃兴择木而栖之志，借返里省亲为由，偕其妻北上，欲附李思浩，更不复作南归计。

第其牢骚满腹，更值气盛，遂于言谈间，屡有‘昏君’之诋，更于相国府第之赃迹丑闻，亦言必有尽，未加避讳，令闻者颇有顿开茅塞之感。

铁亦酷嗜驰马，居停上海时，亦每晨必一试身手。既居故都有顷，此嗜复炽，遂每晨驰马如故。一日行及中南海前，突有汽车狂奔于其后，且奔且鸣长笛，马惊而狂，铁遂死于蹄下，一若当日王伦之暴卒也。

铁故后未久，又有‘进德社’中人物吕志伊者，中南海前堕马之事。

吕是时年近六十，而以出身北洋讲武堂故，颇有廉颇之风，健饭善骑，一若壮年。以与远在江南之合肥有旧，步武遂渐唯金陵之马首是瞻，颇不为‘进德社’内若干中坚所谅，而尤为萧仙阁、潘毓桂辈之眼中钉。

华北风云日紧，吕氏南向之志亦愈坚，而尤对萧之所为，深恶痛绝。尝于进德社中，笑询二十九军诸将领曰：君等知‘洞箫’二字之典故乎？此盖与贵军及冀察局势，均大有关系也。

众闻而异之，问其故。吕曰：二十九军，众志成城，冀察天下，真一铁桶江山也。所惜者，铁桶上有一洞耳，故能予敌以可乘之机。

古圣先贤盖已早见于此，遂以‘洞萧’之名，促我警省。是则‘有洞必为萧，有萧必有洞’也！

萧振瀛闻而大恚，亦无如之何。有顷，人忽争传吕于寓所中，设有秘密电台，与南方互通消息。当局既未动声色，谣遂不久而息。

未几，此一善驾之老军人，亦突然于清晨试马之际，堕毙于中南海前，蹄践脑裂而死。

有此三人之暴卒，坊间遂知：中南海前，实为一不祥之地。而热心公益之公安局长，遂不惮烦冗，遍挂木牌，以警来者也。”

滨田君语竟，余为之愕然若失者久之。余虽不识王伦，犹忆其暴毙后一日，管翼贤私语余曰：“人言王乃日方所杀，唯余颇疑之。今炮轰之议，早成过去。日方于二十九军尚致怀柔，更何患于一无兵无勇之王伦乎？奈何非置其于死地不可？”

余亦以为然。次日，报章争载：王之侍妾，以怀孕之身，已仰药殉之于灵前矣。

铁健生其人，余亦有一面之雅，颇觉其风度器宇，均不类“财神”之夹袋人物。余友丁春膏，在政界以为官狷介著称，与铁颇有惺惺相惜之感。铁北来后，迭为丁府上宾，余亦于丁处得识其贤伉俪。铁夫人患糖尿症颇重，而久婚不孕，故失欢于翁姑，拒其返里。铁以妻故，未能晨昏定省者，已数载矣。铁夫人望子心切，席间曾屡询余：糖尿病亦可为受孕之障碍乎？是后，并曾两顾余之诊所，请傅余处方以除此无后之忧。

铁暴卒后，而两老悲痛欲绝，迁怒于其媳之“克夫绝后”，电嘱移榇归葬，而拒伊伴灵返里，榇未发，铁夫人已自尽于灵前。

王、铁二人之下场，既雷同若是；其夫人之杀身以殉，亦如出一辙。世事之奇，竟有如是者！

铁之死，识者咸惜其持正不阿，竟遭天妒。丁春膏尤深感慨，而其激浊扬清之志，遂亦愈坚。彼虽从未明言其心境，偶亦慨然谓余曰：“人间正气，岂能以一杀字，锄而去之？死者无言，奈何悠悠众口乎？”

自余闻滨田君之言，乃疑此三者先后之死于中南海前，虽非巧合，亦恐绝非偶然也。

张宗昌之死

余又闻诸滨田君云：政坛中人，死而成谜者，又岂仅有故都一地为然？张宗昌与张苇村之殂击于济南，即其一例也。

韩复榘于中原大战之后，一蹴而为“三齐王”，睥睨华北，莫可一世。而器小易盈，未几即令当道深感尾大不掉。是时也，胶州尚有刘珍年者，拥兵自固，与韩遥遥分庭抗礼。刘部悉属张宗昌与褚玉璞之旧日残兵，北伐时，曾直隶于蒋之下，又与方振武、徐源泉等有旧，故遂为运筹帷幄者内定为“制韩，去韩，代韩”之人。相传当时任就地联络者，即为山东省委张苇村。

刘兴兵讨韩后，韩复榘懔于“前门拒狼，后门进虎”之训，坚拒当道“派兵助剿”之议，紧守边境，不令“客军”越雷池一步。

据滨田君云：是时，刘、韩二将均力图取得国外奥援。刘之幕中，有一老资格之“中国通”名藤木其人者，为之任一切联络；韩所得之助力则更大更多。是故，姑无论刘、韩争雄，鹿死谁手，当道是否能于三齐贯彻其政令虽尚成一疑问，而“山东明朗化”之有进无退，日趋顺利，则可必也。

刘部虽善战而众寡悬殊过甚，遥为呼应之“客军”，又不得其门而入，无法收前后夹攻之效。于是，节节失利，反为韩所逐。当道既按兵未动于前，自不便仓促赴援于后。山东境内，遂尽为韩一人之天下。

是时，张苇村在济南之一切幕后活动，已尽为韩所悉。未几，张遂有于闹市中遇狙殒命之事。

张案既发，报界所传不一，各持一端，或谓张乃蓝衣社人物，故为日方所杀；或谓张实亲日派，故遭仇日分子毒手；或谓张阴主独立，故为当道所忌，乃遣人除之；或谓张之被害，疑与桃色事件有关。而独于张或可能为韩所杀之说，则绝无人提及一语。

警方虽照例缉凶，稍后即不了了之矣。自是，韩自知已不容于当道，双方非仅貌合神离，实已图穷匕见，惟欠正式翻脸。此所以韩虽有大功于当道，而当道对关系一向淡如水之二十九军，倚重与支持，反远较对韩为深也。

人言：韩对外使外侨，出语夙称慎重，力求不着边际。张杨兵变一二日，华北各省动荡均烈，关心政治之日方特殊人物，急欲与当地政要交换意见，自属意中之事。殊此际韩竟突作“不能已于言”之状，喟然谓来访之日本驻济南武官曰：“说句真的，当年要不是有第三路军，在津浦线上，替他一顶一拉，后来哪里还会有他的天下？那也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啦！”

韩之恃功而骄，目无馀子也如此。

滨田君又告余曰：济南有武林洋行者，为一纯日资之皮革发卖商，营业甚佳已有年矣。张宗昌遇刺前后，其经理为五反田君，汉语极为流利，和善慷慨，特喜交游；官府中亦到处逢源，大受欢迎。山东省政府参议郑继成，即其酒友之一，常相偕买醉，不醉无归。见者或与之娓娓而谈者，多不知其为日人也。

一日，郑忽来武林洋行，邀五反田君同往小酌，而意气怏怏，若有所失。五反田怪而问之，郑曰：“张宗昌于吾，有杀父之仇，今张已来鲁，而主席待之若上宾。吾曾面谒主席，请将张逮捕法办，为父申冤。主席反斥我糊涂曰：他是我下请帖请来的客人，招待还来不及呢，岂有找他麻烦的道理？”

五反田君乃以温言慰之，不外乎“冤家宜解不宜结”、“善恶到头终有报”之类。

郑之色亦渐霁，唯叹息曰：“人死交情灭，今日似已无人再念我父袍泽之情矣！”

当日，二人饮至烂醉始休。

不一二日，日本武官室之友人，偶语五反田曰：“日本谣言甚盛，颇多不利于张宗昌者。君在民间，亦有所闻乎？”

五反田甚虑郑继成报仇心切，铤而走险，事败时定遭囹圄之灾。既属朋友，焉可袖手旁观？遂急往郑寓，邀其出外同饮，百方慰藉之。宴毕，复作明日竟日之约。如是者数日于兹。

一日，二人买醉于趵突泉畔，盘桓已半日矣。郑之老仆一人突至，匆匆告郑曰：“省政府已两遣专差来家，请老爷立即入府议事，并谓此乃十万火急，主席正在小花厅立等，毋得稍有延迟云。”

郑闻此言，当即随仆而去。五反田亦自归其寓所，鹄候郑来有所诠释；至夜而郑仍音息杳然。

次日，报纸满载张宗昌车站遇刺之讯，而开枪者，则为竟日与彼对酌之郑继成也。按之报章记载，张宗昌饮弹之际，五反田适与郑猜拳行令，且食且饮，未尝片刻分离。而郑随仆以去之时，又几在张毙命二小时之后，纵生双翼，亦断不克神速若是！

自是，郑即以“自首凶犯”之身份，入狱候审。五反田君为避嫌计，亦未往探视，惟以身所经历，与报章所载，郑君所供，世间所闻，竟大相径庭若是！静夜自思，几疑目睹之事或皆夜来幻梦也。

五反田君与滨田君素稔，遂驰书相告，聊供茶馀酒后之资；从而亦知报纸与史书之不可尽信也。

据滨田君云：消息一向灵通者，曾语之曰：张之返鲁访旧，实遭韩之大忌。故主使杀张之人，自系呼之欲出，毋庸词费。而动手之人，则传为张树声转恳王若瑟所遣。

Table of Contents

出版说明

前言

冯玉祥不善用人

陈宦留辫终老

何遂多才多艺

吴佩孚自作威福

王克敏胸无主宰

段祺瑞深居简出

张季鸾善谑

张恨水头大酒量洪

万福麟“大酱”之材

冯玉祥害死樊钟秀

“义贼”李三

“现世报”与“眼前报”

何应钦惧内成癖

克利大夫术精心慈

日人在京皂白难分

商震虚有其表

人皆爱其国

宋哲元之智囊

林世则识大体

李筱帆怒打萧振瀛

宋哲元“多愁善病”

矢原大夫是非分明

长谷川豁达诙谐

吕咸为食家大师

“反日丹”乘机畅销

庸医害人不浅

冯玉祥独厚段雨村

奉冯命刘、陈联婚

宋母大寿豪门之宴

秦德纯颇富机谋

张恨水妙语解“凯旋餐”

相士善于相气

“财神”俗不可耐

“财神”府多艳闻

丁春膏清风亮节

冯玉祥欺世盗名

权贵多避暑颐和园

萧振瀛害死爱国青年

萧振瀛贪污有术

张学良逮捕丁春膏

冯玉祥“贫”，李德全富

土肥原曲意逢迎反日人士

日人侵华之三派

何遂事母至孝

李作滨文采飞扬

王克敏断袖分桃

胡八爷狂狷耿介

张季鸾金漆马桶盖

胡八爷胡闹致死

段雨村酒后论英雄

“中国土肥原”徐元德

晋军诸将之译名

孙承烈仗义安贫

德王评日人

准遗老群像

褚玉璞之残暴

庞炳勋之粗

汤玉麟《去思录》

大刀宗师孙承烈

石友三、幺二三

孙殿英一诺千金

高桂滋雅重文士

商震每战必败

朱子桥厄于群小

学生崇拜关麟徵

何遂玩世不恭

何遂臧否人物

吕咸评杨永泰

张善子养虎榻前

“财神”累于妻孥

津门出诊

潘复诨名“大舅子”

萧振瀛逢人结义

萧振瀛因尿失官

萧刘辅瀛“诗册”现世

朱、楼悲剧

饶孟任教楺升木

谢道智御妻有术

某将军采补养生

桓侯庙逢凶僧

川省佃户即农奴

川船水手不救溺

三人堕马疑案

张宗昌之死